悲伤水平2021年升至最高，美国青少年怎么了？(2)

疫情和学校关闭很可能加剧了青少年的孤独和悲伤情绪。哈佛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202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所有人的孤独感都上升了，但对年轻人来说增幅最大。
斯坦伯格说：“众所周知，密切的社会关系会减少青少年的压力。当孩子们无法到学校去见朋友、同学和老师时，这种社交隔离可能会导致悲伤和抑郁，尤其是对那些容易感到悲伤或抑郁的人。”
3.世界充满压力——还有更多关于世界上压力来源的新闻
临床心理学家莉萨·达穆尔告诉我，没有哪种单一因素能解释青少年悲伤情绪的上升。但她认为，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世界压力越来越大。或者，至少，青少年对世界的认知似乎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过去10年里，对枪支暴力、气候变化和政治环境的担忧让青少年变得越来越紧张。”
对财务状况、气候变化和新冠大流行的恐惧、对获得社会认可和一定让自己成功的焦虑集合在了一起。
斯坦伯格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叠加效应。我们正走出疫情，然后俄罗斯突然开战。每天，感觉好像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带来对世界的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
不仅仅青少年有这种末日感，各种社交媒体渠道都在传递这种末日感。我们不能排除如下可能性，即青少年对世界感到悲伤不仅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令人悲伤的事情，而且因为年轻人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到这些不断告诉他们应该对这个世界感到沮丧的网络信息。
4.现代育儿策略
过去40年里，美国父母——尤其是拥有大学学位的父母——花在辅导孩子、做专职司机和其他帮助孩子的活动上的时间增加了近一倍。
经济学家瓦莱丽·雷米称之为“幼儿竞争”。尤其是高收入父母，他们花更多的时间让孩子为能被有竞争力的大学录取做准备。我2019年采访雷米时，她对我说，她“无法相信我们的朋友为了让孩子上大学对他们施加了多大压力”。
“幼儿竞争”是一种上流社会的现象，不能解释青少年悲伤情绪的普遍上升。但这完全可以解释部分原因。
在2020年的《大西洋》月刊文章《美国的童年怎么了》中，凯特·朱利安描述了一个对家庭产生更广泛影响的现象：焦虑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远离风险和危险，无意中把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
朱利安强调了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推出的一种名为“SPACE”的新疗法，即“针对焦虑儿童情绪的支持性育儿方式”。简单地说，这种疗法迫使父母不那么迁就孩子。如果女孩害怕狗，就鼓励她跟小狗玩耍。如果男孩讨厌蔬菜，就给他做焦糖西兰花。也就是说，在现代的育儿过程和孩子们的童年中，应用一点暴露疗法可能会帮助青少年更好应对一个复杂和充满压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