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回顾｜李翊云：写作的两种野心(8)

这么说或许有些滑稽，因为我一般都不怎么出门，所以我绝大多数时间在阅读，而我读的大多数作品都来自已经死去的作家。有时候我会想，他们写出这么好的作品，但却不知道往生以后是不是还有人读。我经常阅读作家的书信和日记，比如契诃夫，你会发现，他在他的人生中也是很无助的，但这没关系，写作是你的职业，“作家”这个名头本身没什么独特的地方，我认为作品是更重要的，这么想似乎压力就会小一些。
正午：您是什么时候决定成为一名作家的？
李翊云：我是30岁才想当一名作家，以前没想过当作家。我去爱荷华大学念的是免疫学博士学位，其实，我很擅长做科学研究，但是研究对我而言反而太容易，缺乏挑战了，我会感到，以后就是这样，我就失去了兴趣。我的导师对我说，你太可惜了，你再读一年，就有博士学位了，你拿到学位再去干什么都可以。我对他说，我是个很诚实的人，如果我不用这个学位，我不想成为李博士，因为你拿到博士学位后就会终身被人叫作某某博士，而我不想成为某某博士。他听了特别理解，他说，那你就走吧。
正午：放弃博士学习，转到作家工作坊的这个过程中需要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吗？
李翊云：我的父母肯定是担心的，因为中国的老人可能还是不很理解，为什么要做作家？我的先生比较理解，他就觉得，不想读科学就不要读，那就去作家工作坊试两年，他的意思是去试一试。
正午：通常，大家都倾向于认为不同的语言背后其实蕴藏着一整套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在用英语写作的过程中，您有没有遭遇思维结构的碰撞？写英语的时候会有中文的思考模式干扰您吗？
李翊云：不会。我现在不太使用中文想事情。刚开始用英语写作的时候也不会有干扰，我一开始写作就用英语，而且我即便是在成为作家之前就阅读了大量的英语作品。
正午：西方的读者读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会产生误解吗？
李翊云：会有的。有两种误解，一种是有意的误解，有意的误解在于：一部分读者认为，你写的东西就代表中国，出于一种认知的局限，就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还有一种是无意的误解，因为对文化背景不了解，这种误解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比如我写了一个作品，故事里的母亲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好妈妈，她说：“我女儿四岁的时候，过春节我还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呢！”事实上，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孩子过年都要穿新衣服，所以这个妈妈这么说，那她实际上是个很糟糕的母亲。但我跟我的编辑朋友这么说的时候，就发现她并没有理解这一点。然后我就说，要不删掉吧？她问为什么要删？我说如果不删，我还需要加一句解释这个细节，我不想解释，后来就删掉了。这些是难以避免的，你只能用别的方式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