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魁丨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正加速走向衰落(2)

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戈兰·瑟伯恩在《权力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一书中将意识形态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认知意识形态。它涉及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诸如存在什么、不存在什么，事实是什么、不是什么等等，这些“是什么的”问题，构成了意识形态的认知层面。在今天，随着“后真相”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认知意识形态领域延展出许多新的课题，亟待研究。
二是规范意识形态。如果说认知意识形态是围绕“是什么”生发出来的问题域，那么，规范意识形态就是围绕“应当是什么”产生的问题集，“应当”的问题就是规范的问题，如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等价值世界的问题。在今天，随着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重新抬头和滋生蔓延，规范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延伸出了大量新的问题，引发了全球性焦虑。
三是变革意识形态。它涉及我们对世界发展变化的态度，诸如什么是可改变的、什么是不可改变的，什么是可能性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可选择的、什么是不可选择的，它指涉的是人们对现存制度模式或社会秩序是否具有“可变性”的一种实践态度。譬如，一段时间以来，“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此论坚称人类除非走向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没有其他任何可能的选择，这就等于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改变性。
戈兰·瑟伯恩同时代的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乔恩·埃尔斯特在《政治心理学》一书中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扭曲的信念，并将之归结为两种意识形态理论：
一是“冷理论”，它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定义意识形态，认为扭曲的信念源自于人们的认知过程发生系统性的失败；
二是“热理论”，它从心理学或动机论的角度来定义意识形态，把被扭曲的信念理解成为由情感动机因素导致的系统性心理扭曲。
基于这样的二元区分，埃尔斯特把意识形态分为如下四个类型：

一是对行为动机变化的动机解释，其典型表现形式就是酸葡萄心理，一个人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诱发了他不想得到它的动机。比如，在这次抗击全球新冠病毒的行动中，特朗普政府无法获得像中国一样的抗疫成功，这没有激励其奋力采取补救措施以争取把疫情控制得更好，反而诱导其试图抹黑抹杀中国抗疫成绩、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向中国追责等险恶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