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魁丨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正加速走向衰落(5)

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不是自在的，而是为了人们的凝望而有意设计的。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人们错误地认识了处在意识形态质询位置上的“偶然性”，同时并不知道这种偶然性“已经选择我们作为他的召唤对象”，以至于“我们没有在意识形态召唤自己中认出自己”。
这样的认知意识形态操纵表演也多次发生在特朗普主持的白宫新冠肺炎疫情简报会上。譬如，特朗普在面对科学事实证明“羟氯喹”对于新冠肺炎疗效并不可靠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向美国民众推荐这种“神药”，而且还以身示范，公开宣称自己正在服用。必须注意到，在特朗普的这种看似好笑、简单粗暴的“违科学”行为背后，隐匿的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有待破解的认知意识形态现象：“降低认知不一致性”的强烈诉求会扭曲人的意识。
埃尔斯特揭示的信念与愿望形成的“冷机制”（认知谬误）表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获得正确的信念所需要的信息，而为了降低认知的不一致性造成的困扰，人们往往会固守错误的观念，以保持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而这种“降低认知不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诉求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一个人可能会通过将自己的认知过程变得非常僵化和幼稚，从而系统地把人们引向错误之中”。
在这方面，“日常生活的康德主义”可谓是一个典型，为了遵守不准说谎这样一个“道德命令”的召唤，即便是面对一个被纳粹追杀而逃命的犹太人，你也决不能说谎，必须将之拱手交给纳粹。在这里，一个人仅仅为了降低自己的伦理认知不一致性的风险，便将一个鲜活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做了纳粹的帮凶。
事实上，这种人们对“降低认知不一致性”的安全感诉求，之所以会发展成为一种隐匿、扭曲、可怕的意识形态操纵机制，还有着这样一个更为深层的人类行为动因：“在一个难以预测的世界里，与那些可能之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偏好，常常可以为遗憾创造太多的理由；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除了经常贬低受排斥的选择的好的方面，还会把自我选择偏好的缺陷美化为美德。”
在我们的案例中，特朗普于疫情之初所形成的那种新冠病毒不会给美国造成灾难的信念和愿望，一直左右着他在整个抗疫期间的行为方式，并形成了一个认知意识形态的扭曲闭环：一种最初的病毒不会造成灾难的信念和愿望，扭曲了他此后对科学事实的选择性认知偏好；反过来，他对科学事实的选择性认知偏好，又强化了他对病毒不会造成灾难，这样一种出最初形成的扭曲的信念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