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魁丨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正加速走向衰落(14)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当今美国政治社会中的这种认知上的结构性矛盾和病变，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根源，亦有历史教训可循。理查德﹒沃林曾在《非理性的诱惑》一书中深刻地剖析过德国纳粹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根源——以“偏见”寻求合法性。在当时的德国，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等为代表的一批闻名世界的思想家，试图通过重新发现“偏见”的价值，为纳粹寻找理论依据，构造知识根基，服膺法西斯意识形态，令人侧目。
这也正是当下美国政治和社会意识中的一个顽疾。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特朗普及其核心幕僚不愿意向人们提供基于科学事实的疫情信息，而且采取各种“后真相”手法，掩盖本国的疫情真相，抹杀他国的抗疫行动和成功实践，进而通过制造与中国、世卫组织、医学科学事实等相关的“偏见”，散布政治病毒。
这种认知意识形态的偏见机制，无论是在美国公民社会领域、公共舆论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存在着将人们的基本认知带离事实、带入偏见的危险，势必会造成一系列难以预测的政治社会后果。特朗普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种种“逆潮流”意识形态操作，正可谓是美国精英阶层和整个社会陷入“知行分离”的结构性矛盾和困局的一次彻底暴露。
2、规范结构性矛盾与困局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分析美国麦卡锡主义者发动的对华政策调查：“这种调查把事实真相同道听途说完全混为一谈，以断章取义之词作为证据，以联想推论定罪。” “麦卡锡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在很长时期内为这样一些美国人所容忍，他们赞同他所说的目标而并不赞成他的手段，可是出于恐惧，愿意支持他的手段。恐惧和无知混合在一起。”如今，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的抗疫意识形态中，也充斥着当年麦卡锡主义的一些阴暗操作。这些阴暗操作进一步凸显了，当今美国政治在很多方面放弃了“规范性国家”的行为逻辑，从而使其政策议程陷入一种“结构性失范”的矛盾与冲突之中。
这种矛盾和冲突首先表现为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错乱。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治，一方面，现行的政治规范不再基于事实，在很多方面都带有伪造、欺骗、恐吓、放浪不羁的性质，另一方面，固有的政治规范也失去了引导人们对事实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昔日所谓“山巅之城”的道德光芒在隐退。
与此同时，这种矛盾和冲突也表现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错乱。新冠肺炎疫情下，特朗普政府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病的焦虑、恐惧和无知，与他们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恐惧和无知混合在一起，通过意识形态操作，炮制“中国威胁论”，制造“中国恐惧症”，这与麦卡锡主义炮制“恐怖的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炮制“肮胀的犹太人”如出一辙，它们都被用作转嫁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