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魁丨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正加速走向衰落(15)

此外，当下美国人的心态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的美国人的心态亦具有家族相似性：一方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了特朗普政府制造出了的价值攻击目标（“有罪中国”），从而在价值理性上服膺了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操作；另一方面，他们虽然不能赞同特朗普实施的一些卑劣手段，可是出于焦虑、恐惧和无知，愿意支持他的手段，从而在工具理性上默认、鼓励了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操纵。
于是我们看到，在特朗普的规范意识形态操作中，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政治规范，无论是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都出现了扭曲变形，同时陷入了事实与规范、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严重错乱之中。
3、动机结构性矛盾与困局
在抗疫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基于“适应性偏好”和“适应性条件”的动机意识形态操纵，充分利用了当前美国社会中不断发酵的“酸葡萄心理”和“一厢情愿心理”。恰如埃尔斯特所言，这种心理机制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一旦其蔓延到政治社会领域，形成弥散性的政治心理和社会心态，其破坏性就有可能失控；一旦被政治人物所利用，这些心理动机便会转化为操纵机制，像病毒一样侵入到一个国家的决策体系之中，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这正是罗素所说的，一种“于政治至关重要的激情”左右了政治生活，政治便会被拖入放浪不羁的心理海洋，陷入深不可测的不确定性之中。
我们亲眼见证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白宫做出了一连串超出世界预期的决策。从起初称赞世卫组织，到后来指责、断供世卫组织，再到后来退出世卫组织，其政策变化过程犹如过山车，近乎于癫狂。在整个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在抗疫、教育、技术、贸易等领域近乎疯狂的对华政策变化，更是有过之而不及，令人震惊。即便是在美国内，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行为似乎也陷入了“非理性的诱惑”，导致政治极化加剧，种族冲突之火蔓延，美国内政治社会秩序出现紊乱。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美国政治精英和国民的心理动机结构出现了近乎系统性的扭曲，扭曲的心理动机结构渗入现实世界，又使得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系统性变形。这样一来，心理动机结构的病变也就反映为政治社会生活的病变，反过来，政治社会生活的病变又加剧了心理动机结构的病变，从而使得当下的美国出现了心理上和现实中相互加重的“双螺旋”结构性矛盾。这为洞察自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里总统大选以来，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下，美国整个社会心理所发生的系统性变化，以及与之伴生的美国政治出现的“癫狂症”和“颠覆性”特征，提供了一把心理分析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