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一日游(4)

整个旅行始于管控区外围的第一个检查站。检查站的士兵会按照旅行社递交的名单仔细核对护照。游客还需要签署一份声明，承诺会身着长衣长裤，不触碰隔离区里的任何物品，皮肤不与地面、草木、建筑有任何接触。
有些游客会花上10美元，买一个计数器，随时测试辐射值。越接近隔离区的核心，计数器的数值越大。正常数值为每小时0.3usv，超过这个数值，仪器就会发出警示音。个别地点，数值会激增到每小时几百usv。
若不是计数器不断起伏的数字与声响，与旅游大巴上循环播放的事故纪录片，除了破败，游客对切尔诺贝利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就像所有无人居住的农村呈现出来的那种破败感一样，这里几乎听不到鸟叫声，也看不到什么人影，年久失修的大门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走进切尔诺贝利镇，经过苏联第二大雷达“莫斯科之眼”，第一个有着人居痕迹的是被树林包围起来的幼儿园。
这里光线昏暗，墙皮剥落，地上堆积着腐烂的落叶，不断冲击视觉的是与儿童有关的各种元素：失去前轮的三轮车、丢在墙角的拼音字母表、散落一地的书籍，还有放在铁架子上失去眼珠的洋娃娃。
因为每一个物件位置都“太适合被拍照了”，卢桢感觉有些刻意，“给你营造出来一种惊悚、痛苦和悲叹”。向导告诉他，军方每个月都会派人来清理景区建筑，一些残破的物件会被替换。
人为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真实体验。但在曾经弥漫过核辐射的建筑空间里，卢桢仍感觉到一种震撼，他仿佛回到了灾难降临前的时刻，听到教室里的笑声和读书声。孩子们可能还会去森林里摘蓝莓吃。但这一切被一场灾难摧毁了。
卢桢也是一位父亲。看到那些书籍和写了一半的日记，他觉得像是能看到这些年幼的生命在事故中的消逝与迁徙，“感受到的是给他童年带来的巨大阴影和改变”。
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代表性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口述史作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带着儿子离开了切尔诺贝利，暂居在某城市。儿子上学第一天就哭了。老师们让他坐在一个女孩旁边，女孩不愿意，说他有辐射。“我的孩子读四年级，他是班上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其他孩子惧怕他，他们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这样提早结束了。”这位母亲说。
因为辐射，有的孩子生下来即有畸形。有位母亲对遭受了辐射的女儿束手无策，写了十几封信给科学家：没有人知道低剂量的辐射对儿童的身体有什么影响，拿我的女儿做实验吧，我不要她死掉，她成为实验室青蛙、兔子都没关系，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