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文献库的“生死时速”(7)

奇迹的创造者们，能够使用的工具，相当简陋或原始。比较阔气些的办法，就是雇佣旧上海街头的黄包车了，那种在电影上看到过的靠人力拖行的车辆。当时，那是有钱人使用的代步工具。最初，在地下党还能够提供基本的经费时，陈为人他们，为了遮人耳目，雇佣过黄包车搬运文档。
后来，情况的变化，形势的严峻，经费的短缺，连黄包车的使用，也不可想象。
以最后接棒的管理者陈来生的故事为例。与陈为人、老缪他们这些三十几岁的老资格革命家相比，陈来生很年轻，接棒时，才二十三岁。那是1942年，老缪病重，党组织不得不选择新的“中央文库”的管理者。选中陈来生，除了他年纪轻轻便闯荡过大风大雨，是经历过严峻考验的战士，恐怕也是看中了他的年轻力壮。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了租界。老缪原来保护文档的秘密处所，危机四伏。但是，要把那么多秘密档案转移出租界，从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日军眼皮下通过，简直无法想象。年轻的陈来生，一直在底层拼搏，有底层市民生存的方式。他动员自己的家人兄弟，以挑担货郎走家串巷的方式，以破篮子面粉袋为工具，甚至以偷运粮米的“跑单帮”形式，蚂蚁搬家似的把两万件文档偷运出了租界。他们的英勇无畏，让后人感叹的同时，也不得不赞叹，命运眷顾了这些特别的战士。
笔者的祖母，当年也居住在上海。听她说起过，日本占领时期，没吃的，活不下去，只能跟人去乡下买米，夜里钻铁丝网爬过封锁线。她说，同去的人，不少被打死，她命大，活了下来。陈来生他们的偷运，不是一天两天，是整整一个多月，只要其中一次出了差池，后果就难以估量。
陈来生把文档偷运出来后，开设一个面坊，阁楼上藏着那些宝贵的文档，如此一直坚持了七年，熬过抗日战争，熬过40年代末期的黑暗，终于等到了上海的解放。期间，依据延安的指令，抄写过秘密文件，还协助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将一部分文档运到了延安。
六
八十多年前，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全面破坏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同志关心“中央文库”的安危，希望瞿秋白同志起草管理制度。瞿秋白同志认真地撰写了管理条例。“中央文库”能够屡屡闯过险关，是管理者们严格执行管理规矩，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结果。今天，我们回忆瞿秋白撰写的文字（陈为人题为“秋白遗笔”），惊叹不已的，不仅仅是秋白先生思维的缜密，还有他处变不惊，高瞻远瞩的革命家胸怀，在随时可能掉脑袋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信心百倍地告知大家，保护文档的目的，乃是“备交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