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中让统治者最为忌讳但却又难以避免的朋党之争(2)

宋代朋党之风盛行，士大夫为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成群结党，相互攻讦，争讼不休，所谓“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祐、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北宋朝的新旧党争，吕夷简曾使人对范仲淹说，“待制（衔号）侍臣，非口舌之任”。范仲淹毫不示弱，声称，“论思，正侍臣职也”。最后范仲淹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而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梁启超说：“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

欧阳修在《朋党论》称“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赵与时亦称：“假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

明朝朋党之争同样剧烈，明初洪武年间即有淮西与浙东之争，如胡惟庸与刘伯温，后来的朋党之争，与内阁制度的矛盾有密切关系。至天启年间，爆发的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是指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以及其他派别之间的斗争，朝廷中的大臣纷纷弃国家利益于不顾，只以门户论胜负，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