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建储、文字狱、密折制度：雍正帝三管齐下，有效打击朋党威胁(6)

汪景棋案
汪景棋乃系康熙五十二年的举人，年羹尧升任抚远大将军以后，并未进入仕途的他投奔了年羹尧的亲信——陕西布政使胡期恒。通过胡期恒的引荐，汪景棋成为年羹尧的幕僚，在汪景棋超乎常人的吹捧功力作用下，他迅速成为年羹尧的亲信。
为了吹捧年羹尧的“伟大功绩”，汪景棋成书《读书堂西征随笔》，书中有类似“皇帝挥毫不值钱”等讥讽康熙皇帝的诗句，又有大量编排康熙皇帝谥号和雍正皇帝年号的诗句。年羹尧平定青海厄鲁特罗卜减丹津的暴乱后，汪景棋作了《功臣不可为》针对自古以来功臣多不能自保而遭杀戮的观点，加以辩解，责备君上猜忌，为功臣鸣不平的言辞。
就汪景棋的作死表现来看，这根本就不是“当权者吹毛求疵，故意从作者的诗文著作中摘取字句，断章取义，加以曲解，罗织罪状而形成的冤狱”，或者根本就和文字狱毫无关系，换做任何一位当政者，面对如此言辞，恐怕都会予以严厉惩罚。杀头、抄家必不可少。
雍正三年，年羹尧被赐自尽狱中，在查抄年羹尧府邸时，这些书籍和文章被查抄了出来，雍正皇帝读后大怒，并亲自给予了如此评价：
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汪景棋憎恨到了什么程度！但汪景棋的获罪，表面上看是他的诗文引起的。实际上，党附年羹尧、馅媚权贵、妄议朝政才是汪景棋获罪的真正原因，而这些恰恰是雍正最为痛恨的朋党恶习。

另外，在雍正朝比较出名的文字狱还有查嗣庭朋党案、谢济世案等，从这些具体案件的经过和分析能够看出雍正朝文字狱案的两个显著特点：
1、雍正继位初期所面对的政治形势对他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对内他受困于胤禩等宗室成员的排挤和阻挠，皇位并不稳固；对外他又不得不面对年羹尧等封疆大吏和隆科多等朝廷重臣结党营私、败坏吏治的严峻现实。因此，雍正朝的文字狱明显带有权力斗争的性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年羹尧、隆科多两大官僚朋党的成员以及那些有结党嫌疑的满汉科甲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