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朋党论》，为什么不值得学习？

北宋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进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上台推行新政，保守派吕夷简、夏竦攻击他们结为“朋党”，破坏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时为谏官，支持新政，于次年上书《朋党论》，回击保守派的诬陷，坚定宋仁宗的意向。

“朋党”一词在传统上属于贬义词，一方面像韩非所说“朋党比周以弊主”，容易堵塞言路，形成一言堂；另一方面则是在我们的印象中，结党后面总连着“营私”二字，人们相信朋党内的人只会为自己人谋私利，而不会为大众谋幸福。所以，朋党在历史中总是如过街老鼠一般，人们都避免被人称为朋党中人。但欧阳修不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大胆地突破世俗的传统观念，明确承认“朋党”，赋予新义，提出了新的见解，显示了变革理论的勇气。《朋党论》开宗明义，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不过存在君子小人的不同区别，判断的标准在于：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但是随后其笔锋一转，指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为什么呢？欧阳修认为：小人贪财好利，以利相勾结，暂而为朋，是虚伪的，一旦利尽，则疏离相残，所以小人无朋。而君子“所守者道义，所信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相益；
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这样一贬一褒，提出皇帝只有“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天下才能治理好。

随后，欧阳修不惜笔墨，引用史实反复证明其观点。他指出：舜退四凶、用八元八恺，以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为一朋，而天下治；武王以三千人为一朋，而周朝得以兴起；而东汉以党锢衰；唐末以牛李党争亡。这样两方面对比议论，更加证明用君子为朋党的重要性，“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如果单从文学角度，欧阳修这篇《朋党论》构思新颖，立论出奇，结构严密，语言精炼，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如果从思想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就不值得我们学习了，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