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宁负朝廷，不负朋党”：中国历史上的朋党(2)

就朋党形成的“血缘和地缘：群体结合的凝聚力”之问题，作者从家族宗法、乡土观念以及封闭地域中的心理认同这几个方面入手，指出：“封闭的地域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隔阂，再加上封建王朝的选官制度本身就是小农经济结构的产物，这些人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就必然把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关系带入官场之中，按照他们的籍贯以及政治上的一致性而结成帮派体系。加之官场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同籍官员也就以血缘和地缘为互相联络、朋比党援的纽带，形成政治上的地域性分野。封建官僚的地域性分野一旦形成，也就必然导致朋党门户之争的不断爆发。”
就朋党争斗中形成的“南北士大夫集团的对峙与抗衡”之问题，作者则抓住了南北士族势力的此消彼长；利益关系的变化及其历史成因；明清时代朋党结合的纽带——乡里、科举同年或门生座师、儿女姻亲；以及南北官僚势力平衡的最终打破；南方士人集团优势的形成诸问题，对历史上朋党斗争的利益关系作了深入剖析，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势力由北强南弱，转变为南强北弱过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
就朋党在官场上“结党贪污，败坏吏治”之问题，作者以朱元璋的“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的话头为题，引章学诚“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吏得而谋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而谋十万金之利”语，以具体的史料说明“不少官员一到任所，便大力网罗党羽，往往在本衙门内大量扩充书吏、衙役的人数，将许多‘顽恶泼皮’、社会渣滓委充吏役，收为己用”，“他们‘在乡结党害民，议受赃私，密谋科敛，夤缘作弊’”，“这些人勾结起来，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成为一股拥有很大势力、具有很大能量的地方性恶势力”的历史现象，由此揭示了“官僚集团比官员个人的贪污能量要大得多”；“结党贪污完全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物”；奉行的准则是“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皇权真正顾忌的是朋党在政治上的野心；“君主既然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而‘富有天下’，将整个国家都视为自己的私产，而为其服务的官僚集团也同样要分享这种权益”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并指出官僚贪污是君主利用官僚集团的一种“特殊的再分配形式”。
导言最后以王夫之所谓“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为题，论“国无党祸而不亡”的道理。作者认为，“朋党政治中的官僚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迎送、参谒、馈送来维系的，而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需要有人扶持帮衬，以便上下其手，互相奥援，徇情庇护，结成利益共同体”，从根本上“导致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极端腐朽，吏治的极端腐败”；“朋党败坏吏治，破坏封建统治的稳定，干扰君主的用人行政之权，使国家政令无法有效贯彻，甚至造成亡国之祸”，必然“使历代君主颇为痛恨”；而“进步、革新势力与顽固、保守势力在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即强烈的封闭性、排他性。他们各立门户，附己者则善，异己者则恶，尽管程度不同，但都逃不出党同伐异的传统窠臼，因此新旧党争也往往以朋党斗争的形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