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宁负朝廷，不负朋党”：中国历史上的朋党(3)

在导言所呈现的上述中国历史上朋党之争的问题中，作者逐章讨论了自先秦到明清的朋党争斗的特点。其研究的方法，是将个案分析与时代政治格局的整体把握相结合。作者坦陈自己“对东汉、三国及明代的党争着墨较多，用力较勤”。但通观全书，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朋党问题，既有具体分析，又有整体性把握。比如，对于北宋时期因变法而形成的新旧党之争，作者在做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对于民国学者王桐龄将当时“新旧党倾轧之祸”一概归之于“意气相竞”的意见是否定的，而认为庆历至熙丰时期新旧党“确实围绕着北宋王朝是否需要变革而展开斗争，与‘意气相竞’毫无关联”，“元祐之后的新旧党争才算得上‘无智愚贤不肖，悉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而难有是非曲直之分”。作者还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惰性”入手，一方面强调“恪守传统的思想观念不仅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同时还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观念之中，凝结、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里”；
一方面又强调使旧党“感到切肤之痛的是，如果一旦大规模地改革旧制，就会损害他们的许多特权”，并引严复“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的道理，以说明后来的新党之中布满小人，亦皆唯利是图的“地地道道的中山狼”，北宋王朝就亡于他们“得志便猖狂”的追求私利之中，由此而对“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的朋党之争的性质作了深刻揭露。
明朝灭亡的时候，有人哀叹：过去“汉与外戚共天下，唐与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晋以下与膏梁子弟共天下，宋与奸臣共天下，元与族类共天下”，而明朝没有这些问题，是皇帝乾纲独断，又怎么也会弄到亡国的呢！读此《中国朋党史》，我们就可以明白清楚地知道，历朝得与帝王“共天下”者，都不过是朋党。明朝的皇帝虽不欲不与人“共天下”，而只依靠宫奴(宦官)和家臣（内阁大学士）直接控制政府，结果却是党争之盛，旷古所未有。盖皇权越是专制，执行者就越是权重；执行者越是权重，也就越倾向于结党营私，以至于朋党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你死我活。你看明末的时候，不仅士大夫各皆为朋党，后来甚至与宦官结成了阉党。明朝的官僚士大夫普遍地“宁负朝廷，而不敢犯众议”，“宁负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就是由于他们心中“有朋党而无是非”。这种极端的情况，一旦因权力失衡而引发爆炸性的利益冲突，“宁负朝廷，不负朋党”，就成为朋党斗争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