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冤家不聚头，相逢一笑泯恩仇

都说文人相轻，但那仅是凡人肺腑，真正意义上的贤圣绝非如此。苏轼与王安石两人在政治上的分歧，让他们势同水火，但在文学上的共鸣，却让他们惺惺相惜。早年二人同在朝廷做官时，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到了晚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视一笑，往事都是浮云了。

苏轼年轻时刚做官不久，父亲去世，按规定回乡为父守丧三年，等再次回到朝廷时，刚好遇到王安石在雷厉风行的推行改革变法。当时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已让王安石足够头疼，现在又加上一个苏轼。二人治国理政的理念，在根本思想上就注定他们不是同一路人，王安石是以先秦法家人物的治国安邦之术为榜样的，这从他和神宗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而苏轼认为国家的存亡，根本不在强弱，在道德，人民心中要有一个长久的，正确的道德观，国家要以德治天下，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在一番激烈的争论中，神宗还是站在了王安石一方。
在反对变法的阵营中，苏轼算不上最重量级人物，但他却是最活跃的一个，其实苏轼并不是完全反对，他认为变法应该循序渐进，和风细雨的进行，并且先后多次给神宗上书反对王安石“急政”“苛政”。神宗是知人善任之人，而且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对他的意见也很重视，所以苏轼被改革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找机会排挤他，苏轼为躲避迫害，自请外放到地方上任职。

苏轼后半生不断被贬，颠沛流离，坏就坏在他这张嘴和这支笔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如蝇在食，吐之方快”，遇到不爽的事，就像吃了苍蝇一样，不吐出来，心里难受。元丰二年，发生了乌台诗案，此时苏轼刚由徐州调往湖州，王安石已罢相回乡，朝中许多投机者混入变法派，加大力度打击保守派人物，他们在苏轼的文章中断章取义，插圈弄套，给苏轼编造罪名，说他嘲弄皇上，抨击新法等，又在御史群起而攻之下，神宗派人将苏轼抓捕入狱，对其进行审讯，这些奸佞小人抓住机会，添油加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