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戏剧节：当乌托邦能被反复抵达(8)

但宣布颁奖结果的前一天，他就赶回了杭州，原因是在乌镇因为比赛已经请假太久，实在是要回去调整一下自己然后上班了。我问他请假会不会担心老板不满意，他也想过，但最后还是回答自己，“做事情要分清楚轻重缓急，这可能是我离梦想最近的一次了。”
黄宝圣最终并没有错过属于他的颁奖，因为《三打普拉斯》最后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黄宝圣认为这样的结果也没关系，如果能让人知道杭州还有这样的剧团在坚持做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没有问的是，如果明年又没游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拿到奖金和奖项激励自己，下一年又没有，你们还能坚持多久。乌镇戏剧节可以在“大众化”和“专业化”的十字路口间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年轻的创作者们则没有太多的资本做出这样任性的选择。
把这些问题全部抛给乌镇戏剧节去解决，显然是不公平的。问题的是系统性的。青年戏剧创作者的难以为继，背后是整个戏剧行业在文化娱乐市场上的弱势，也是我们国家整个戏剧教育和就业引导的缺位。观众看了一两场实验性的戏剧吐槽“看不懂”、当作自己倒霉踩了雷，一方面可能是创作者的不成熟，一方面可能是戏剧节本身没有在用户筛选和预期控制上的做得足够好，最后，大众的欣赏水平也的确可能没有跟上。
但这再背后，则是中国的媒体长期缺乏西方文化语境里如《卫报》和《纽约时报》那样针对艺术评论的土壤，很多戏剧媒体发布的演出信息都是来自于戏剧宣传的统一通稿，内容同质化的同时也很难产生教育和评论的效果。我们日常能看到的针对戏剧的有效评论几乎主要集中在了学术论文之中，这样的评价会把艺术作品的特色用具体的学术话语来谈，对于像先锋戏剧这样不到现场很难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作品，从评论来了解创作意图其实并不简单。
问题一环扣一环，一环再一环。所谓乌镇戏剧节“大众”和“专业”的十字路口，表面上看是可以由乌镇戏剧节主动选择的非此即彼，实际上是因为想象一个兼具“大众”和“专业”的图景还是一个顶天的难题。
如果真有一个乌托邦可以抵达的话，那最好一个灌满了幸福的彼端，痛苦和残酷都只出现在虚构作品里，能隔离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痛苦和艰辛，能让你重回孩童时期的安心和新奇。乌托邦在逃离现实的语境里存在，提醒你要好好赚钱明年才能又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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