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行者》，一则寓言引发的争议，却很少有人探究其内在的含义

从《伊万的童年》荣获第2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大奖开始，苏联电影委员会就从未停止对塔可夫斯基电影的责难，晦涩难懂的梦境穿梭被冠以“神秘主义、玩弄把戏”；批评《安德烈·卢布廖夫》恶意地去掉了库里科夫大战 , 让卢布廖夫的圣像画在雨水中淋湿是对艺术作品保护不力的隐喻，使俄罗斯民族蒙受耻辱；《索拉里斯》则被踢皮球式地耽搁了十年之久，拍完之后又推迟了三年上映；《镜子》指责母亲校对出错的文章为斯大林文集，批判其映射伟大领袖。直到1979年拍摄《潜行者》，委员会对于剧本仍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这个故事到底表达了什么思想？区域是从哪里来的？这是集中营的隐喻吗？塔可夫斯基忙于解释却始终没有消除疑虑，甚至“诬陷国家”的言论甚嚣尘上。
现在看来，冷战思维管控言论的方式过于极端，大部分指责都是无中生有，但也侧面说明塔可夫斯基清高、自傲的态度，“清者自清”的态度并没有给当局者带来任何的好感，于是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在被打压之列。直到《潜行者》问世，质疑之声达到顶峰，也成为塔可夫斯基此生最后一部在苏联拍摄的影片。

《潜行者》的拍摄可谓多灾多难，在拍摄了一年之后，剧组回到莫斯科惊奇地发现，由于误操作导致所有胶片被废，不得已所有镜头只能重新拍摄，而在之后不久，塔可夫斯基既被诊断患上了肺癌，为其职业生涯和人生命运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部影片确实具有很强的寓言性，但与当局武断猜测不同的是，这种寓言性更多是关于个人与世界、精神与物质、人性与关怀的探究，而绝非映射高压之下的严苛管控。在苏联随后多年对塔可夫斯基作品的研究中证实了种种猜测的不合理，也终于还给了塔可夫斯基一个清白之身。
塔可夫斯基对于电影的执着追求让他更像个“天真的儿童”，他说“什么是电影?对我来说，电影始终是个谜。当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已经完全糊涂了，我开始拍电影《伊万的童年》，并不知道什么是导演。我在寻找与诗歌的联系，拍完这个电影我感到通过电影可以触及某些精神本体。在拍《乡愁》时，我感觉到电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作者的精神状态，以前我没有料到这种可能性”。由此可知，塔可夫斯基过于在意艺术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关联作用，反而忽视了最应该保持警觉的意识形态，这构成了他一生悲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