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正义：刑事法与生俱来的追求

「本文来源：检察日报」
刑事诉讼的精髓在于对正义的无限追求。刑法更是正义之王，在所有法律中，刑法追求的正义标准最高。很多法律活动实现的是一种“差不多的正义”，民事诉讼中的“两造”相争，经常被敲边鼓：“让他三尺又何妨？”行政诉讼中的部分案件也常以和解的方式结案。民事、行政诉讼更看重社会效果，其重点在于解决社会冲突，化解主要矛盾。但是，现代刑事法的正义差一点也不行，它是个“完美主义者”，永远追求极限正义。即便现代刑事诉讼认可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等制度，也要严格控制其程序和标准。
什么是极限正义：法律逻辑 价值考量
极限正义要求司法官遵守法律逻辑，考察所有细节，实现法律价值的最大化。司法官要挖掘法意，穷尽情理，综合考虑法条、文化、人性等各种因素，让判决经得起历史考验。
极限正义不是极端正义。传统刑法追求的是极端正义，是康德式的绝对主义观念。例如，在康德看来，“杀人偿命”就是绝对命令，如果一个死刑犯同意参与一项危险的实验，即使实验的成功能换来一种对人类有益的药方，也不能免除该罪犯死刑，否则正义就是被标价出卖了，正义就不再是正义了。这是一种孩童式的非黑即白的直觉正义，“宁可同归于尽，也不共创未来”的理论具有道德高度，但缺乏竞争优势。
极端正义贻害无穷，即便假以正义之名。正义的价值不在于“痛快”，而在于实用。刑法学者应当“一眼万年”，不仅要读懂文字中的历史，更要眺望文明的未来。刑法的正义高度，不取决于对罪犯复仇的烈度，而取决于对文明提升的高度。正义的核心不是道德正确，而是解决问题。伟大的价值观应当具有历史穿透力，而不是满足于当下的情感宣泄。
极限正义也不是机械正义。极限正义追求细节化司法，强调千案千面、一案一议，允许司法官结合历史文化、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对法条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同样的术语可以因为场景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法条可以在案例中舞动。对司法官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文字的逻辑，而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对风险的分配。法条不是字典，社会场景赋予了法条含义。例如，对疫情期间的“危险方法”就可以作出不同于平时的扩张解释：在平时，“朝人吐痰”不是刑法中的“暴力袭击”，但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就可以解释为“暴力袭击”。极限正义要求司法官用尽力气考虑每一个细节，而不是简单地套用四要件或三阶层的机械公式去定罪。
为何追求极限正义：个人生死 人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