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阳修的三个冷知识：折射一代大家为人处世的大智慧(2)

未几，西夏元昊崛起，北宋边境震撼。于是，在康定元年（1040年）7月，范仲淹再次被重用，与韩琦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途中，范仲淹举荐欧阳修为掌书记。
然而，欧阳修却上《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命书》，自陈“军书奏记，一末事耳”婉拒了范仲淹的盛情邀请。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早在该年6月，范仲淹已被招返京师，重新担任了馆阁校勘。重返京师的欧阳修也多次听到了各色人等谈论北部边境的战守之策。而一些趋炎附势者甚至招摇撞骗者，也竞相盗用起范仲淹的名号来，和4年前范仲淹被外放饶州时送行者仅有李纮、王质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这次皇上起复范仲淹挂帅主管陕西战守之事，令范仲淹声名大噪的同时，欧阳修立刻婉拒范仲淹的盛邀，就是害怕被人议论成“借光”、“镀金”之辈。
可在另一方面，随着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携平复边患的巨大威望开展“庆历新政”，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一直为新政保驾护航，也作出了后世争议巨大的名篇《朋党论》，回应反对派指责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蔡襄、王素等人“结党营私”的物议。
二、被贬滁州：醒着的“醉翁”

宋仁宗庆历5年（1045年），已官居三品的欧阳修（时任右正言知制诰、转运按察使）因“庆历新政”得罪人多，恰逢外甥女张氏因私通家奴东窗事发，遭审讯时诬称与欧阳修有染，于是被谏官钱明逸“上纲上线”、大泼污水，投入狱中“留置审查”，虽然后来查明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但欧阳修还是受到牵累，被降职到滁州，担任“市长”（知州）。
然而欧阳修并没有消沉。当过地方县令和中央官员的欧阳修深谙下情，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他清楚，对于滁州这样地僻物丰、民风纯朴的地方，应该为政宽简，多予少取。他在这么做的同时，又发动全城上千民工，在冬闲时用去九万多个劳动日，修筑了滁州的城墙；为加强社会治安，他亲自督率操练民兵；由于大旱，他还亲自带领百姓在柏子龙潭前娱神求雨。按照这样身体力行的行政方略治理滁州，果然第二年就初见成效了。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很得意地说：“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故知古人不惑小官，有以也。”在这样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地方，虽不能“兼济天下”，而“独善其身”倒也为百姓做了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欧阳修心情自然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