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专访：城市新穷人不是经济穷人，是意义贫困(2)

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下，人是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这是感到“被工具化”的重要原因。
02 对于工作，我们可以做
哪些自我反思？
项飙：
“工具”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工具人”这一概念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因为它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很重要。从韦伯开始，大家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的基本意思是，你在做事的时候，手段和目标是分开的，但不一定是对立的。你对如何达到目标、采取怎样的手段，有一个理性推理过程和设计过程。韦伯认为，最早的资本主义积累不是为了钱，而是把积累过程当做手段，比如“辛苦工作是靠近上帝的一种方式”。 从韦伯的角度看，中华文化里是没有工具理性的。在儒家文化里，做事情本身一定要直接应对终极目标。这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经商是没有文化地位的。文人会选择做官，能够按照儒学的思想对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管理，或者说对人性进行反思、对百姓进行教化，这是直接达到意义的。

但是着眼欧洲整个工艺的发展，对工艺、技术、工具使用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他们对工具理性的掌握，至少在操作意义上非常强。日本人日常生活里，出去随便爬山、走路，一定会全副武装，换上专门的帽子、手套、衣服，一套东西针对一套目标。
直观上讲，对工具的重视确实是整个现代社会、现代经济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虽然也说“必先利其器”，但这是日常生活智慧，而非安身立命的原则。这是最早的工具主义的意思，即“工具”不一定是完全负面的概念，但需要思考能怎么样把它重新激活起来。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城市新穷人”，他们不是“经济穷人”，而是“意义贫困”。
他们感觉到的意义贫困并不是他没有意义，反而可能相反，他需要自己做的事情直接达到某种意义。但这可能是误区，一个人做的事情不可能直接有“终极意义”。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年轻人本身的错，而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结构里面的问题 —— 年轻人看不到自己做的工作有什么意义。“终极意义”是很难去建立的，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工具理性”的重点是要建立起“链条”，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不仅仅是手段本身，它会和一定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并且结合的方式是具体的，手段也是一步接着一步的。比方说，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步接一步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链条敞开来。依据这一点，年轻人在今天感受到自己被“异化”了一点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