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推！《孤筏重洋》绝对能让你念念不忘！(14)

“班特·丹尼尔森。”这个人自我介绍道。
他听说木筏的事了。我请他坐下，心里这么想。
“我刚刚听说木筏的计划。”这个瑞典人说。
而现在他要来推翻我的理论，因为他是民族学家。我想。
“我今天是来请求你们让我加入木筏远征计划的，”这个瑞典人平稳地说，“我对迁移理论很感兴趣。”
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科学家，刚从丛林里出来。但是，一个瑞典人有胆量独自与五个挪威人待在一个木筏上，那他应该不是那种有洁癖、难相处的人。而且就连他那把显眼的大胡子，也掩盖不住他和平的天性和快乐的幽默感。
班特就这样成为我们的第六个组员。当然，因为我们本来就还缺一个成员，而且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会说西班牙语的。
几天之后，当我搭乘客机沿着海边向北边嗡嗡飞去时，我再度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脚下无尽的蔚蓝大海。大海好像悬在半空中，无拘无束地漂浮着。再过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样，集聚在大海里的一个小斑点上了。海里的水这么多，仿佛要从西方的地平线那里溢出去了。世界如此荒芜广袤，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彼此之间却至多只能隔开几步之遥。不过，我们暂时都还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现在赫门正在厄瓜多尔等待木材，诺特·郝格兰和托尔斯坦·拉比刚搭机抵达纽约，画家艾瑞克·赫索伯格正从奥斯陆搭船前往巴拿马，我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而班特则留在利马的旅店，等待与其他人会合，然后出发。
这五个人彼此都不曾谋面，而且各有各的秉性。这样一来，我们一起待在木筏上反而不至于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就彼此感到厌倦。低气压的暴风乌云，以及极具威胁性的坏天气，都比不上六个大男人一起被关在一艘漂浮于大海的木筏上几个月的时间所造成的心理“风暴”来得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则笑话往往和救生带一样可贵。
二月的华盛顿，天气还是很糟，又冷又下雪。我回来之前，伯裘恩已经把无线电问题搞定了，并引起美国无线电广播业余联盟的兴趣，愿意收听我们从木筏上传过去的报告。此外，诺特和托尔斯坦正忙着准备收发装置，一部分是利用专为我们行程设计的短波发报机，另一部分则是利用战争时期所使用的秘密破译装置。如果我们要完成在旅程中计划做的事，那么现在得做准备的，还有大大小小几千件事呢。
档案里的文件越来越多，有军方文件、民间文件，有白的、黄的和蓝的，有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光一趟木筏之旅，就得用掉半棵枞树造的纸。法律条文处处束手束脚，得一环一环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