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风：离开科技伦理，人类会被科技“反噬”吗？(2)

▲电影《黑客帝国》海报。中新社发 李江松 摄
中新社记者：科技伦理治理被视作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西方社会如何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努力有何异同？
李正风：科技伦理治理是防范风险非常重要的方面，旨在通过向善的价值观念和相应的伦理规范，引导和约束科技行为。
近代科学建制化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科技先行国家或科技发达国家在科技向纵深发展中先行一步，较早感受到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可能带来的风险，治理行动也更早。
比如，科技伦理委员会在欧美科技发达国家最早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科技伦理治理中比较典型的审查和约束机制，其主要用来评估和审查研究的伦理风险，一旦未充分考虑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或因伦理风险过大未得到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后续工作都会受到应有的约束。
欧美科技发达国家在科技伦理治理上已形成自下而上较为成熟的系统。但不同发展状态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科技伦理的理解存在差异，治理的重点和方式会因文化传统、制度结构、社会包容度而不同，所以各国建立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也存在差异。从某种程度讲，某个国家认为最好的治理机制，到其他国家不见得仍是最好。
中国是科技后发并快速追赶的国家，在文化传统和制度建设上有自身特点，要建立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既要应对当代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提出的社会伦理问题，也要适应本国发展阶段面临的特殊挑战。

▲游客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参观5D沉浸式数字沙盘。中新社发 陈玉宇 摄
中新社记者：今年3月，中国首个国家层面的科技伦理治理指导性文件——《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出台，这是继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又一标志性事件。您如何看待中国科技伦理治理的突出特点？
李正风：这一文件的出台非常重要，一方面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和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面临的挑战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和技术快速发展，比以往更频繁更直接地面对各式科技伦理问题，尤其是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