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青春爬坡”背后的励志故事(2)

当时曹景行读大学时，能从农场驻上海办事处领到工资，他和妻子一个月可以领到84元，算是同届学生中的“富豪”，其中，除掉吃饭和家用的开销，还能结余24元，曹景行将这笔收入全部用来买书。“我买的书中，《资治通鉴》是非常重要的，20块钱，我到现在还留着，纸质很粗糙、黄腊腊的，但毕竟是正规的书。”
除了《资治通鉴》，另一本让他印象深刻的书是《丘吉尔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六卷，一卷4本，24本20块钱，当时口袋里没这么多钱，到亲戚家里借了10块钱，然后就把这24本书用自行车带回到家里边，陆陆续续看书的时候再翻看。”当时的书，不是随便都能获取，“不像现在你网上一查就能买到，新书就更容易了。”
对于进入大学已经31岁的曹景行来说，一个巨大挑战是学英语。当时，为了攻克艰涩的学术英语，曹景行开始逐字逐句地啃原文，一本六块钱的绿皮词典都被他翻烂了，通读全书后，他的英语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由于语言的优势，他在毕业时甚至比同学多修了50%的学分。
“四年里，我们得到的最大帮助，就是用自己最适合的方式去读书，这四年我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上。”曹景行回忆。“当时学校里也有各种活动，我作为班长，和其他班级不太一样，我尽量不参与外界的活动，也不会主动去举办活动，因为我们很难得到这样的读书机会，大家就多花些时间去读书。”
通过《毛选》注释自学历史
1966年之后，受到“文革”影响，整个社会环境中可以接触到的读物变少，没有人给予在农场劳作的青年指导，他们只能通过自学获取知识，不断提高。曹景行记得，当时很多知识是通过阅读《毛泽东选集》和其他书的注解获得的。“《马列选集》注解里面涉及到很多世界的历史，我们历史知识很多就是从注解开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学习方式。”
金光耀回忆，自己带到农场的就是四本《毛选》，自己在工作之余反复地翻阅，“很多成语都是通过《毛选》里的注释学到的，比如巴东三峡、草木皆兵、一鼓作气等等，通过阅读《毛选》，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一个粗浅的了解。”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的书籍出版，但是书太多了，反而读书人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曹景行感慨道。而经历过知识贫乏期的人，似乎都会患上“知识饥渴症”，“我以前没看过《基督山恩仇记》，有一年探亲假回上海，亲戚家还保留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基督山恩仇记》，蒋学模翻译的，字很小，竖排的。大家互相传阅，过年时我足不出户，什么事都不干，就把这四本书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