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论民族主义（上）(2)

1789年之前的反抗起因于具体的错误，其正当理由是一些范围明确的不满和一些公认的原则。斗争的过程中有时会提出一些新理论，但这是偶然现象，反抗暴政的重大理由是忠实于古老的法律。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情况改变了，渴望铲除社会邪恶和弊端的抱负，逐渐成为遍及文明世界的持久而强大的行动力量。它们我行我素，咄咄逼人，无需先知鼓吹，无需勇士捍卫，深人民心，毫无理性，而且几乎不可阻挡。法国大革命促成了这种变化，一是因为它的理论，二是因为事件的间接影响。它教导人民说：你们的愿望和需要即是最高的公正准则。在走马灯式的权力更替中，各党派纷纷求助于民众，把他们的支持视为裁决成功之神，使得他们不仅惯于反抗而且易于专横。多个政府的垮台和领土划分的频繁变更，使永恒的尊严失去了一切立身之地。传统和惯例不再是权威的保护，革命、战争胜利以及和平协定后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一概无视既定的权利。
义务和权利是分不开的，各国拒绝受制于没有保障的法律。
在这种世界形势下，理论和行动紧密相随，现实的邪恶很容易产生反抗的学说。在自由意志的领域，自然进程之节律，受着极端行为之冲突的支配。造反的冲动促使人们从一个极端趋于另一个极端。一个遥远的理想目标以其美妙唤起人们的想像，以其单纯迷惑了人们的理性。对它的追求所激发的力量，远远超过一个理性的、可能的目的所激发的力量，因为后者受到许多对立要求的制约，只能是一个合理的、可行的和适当的目的。一种极端或过分的行为，是对另一个同类行为的纠正；在民众中间，一种谬误通过和另一种谬误的对峙，促进了真理的产生。少数人不靠别人帮助无力实现重大的变革，多数人则缺乏接受纯粹真理的智慧。既然疾病多种多样，也就不存在包治百病的药方。对于那些寻求一个惩治各种具体罪恶的统一方案、一个对众多不同情况一概适用的共同计划的大众来说，只有一个抽象观念或一个理想国家的吸引力能让他们采取共同的行动。
因此，既迎合人类善良愿望又迎合他们邪恶目的的虚假学说，就成了各民族社会生活中一个正常而又必要的因素。
就其反对某些公认而明显的罪恶并承担着破坏的使命来说，这些理论是正当的。作为一种警告，或一种改变现状的威胁，它们的反对是有益的，它们能使人对错误保持清醒。不能把它们当作重建世俗社会的基础，就如同不能把药品当作食物一样；但是它们可以对社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它们尽管没有指明改革的措施，却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它们反对统治阶级由于自私、肆意地滥用权力而造成的事物秩序，反对人为地限制世界的自然进程而造成的事物秩序。这样的秩序缺乏理想因素和道德目的。实践中的极端不同于它所导致的理论上的极端，因为前者既专断又残暴，而后者虽然也是革命性的，同时又是有益的。前者的邪恶带有任意性，后者的邪恶带有必然性。这是发生在现存秩序与否定其合法性的颠覆性理论之间的斗争的一般特征。这样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它们分别谴责权力、财产和领土当前的分配状况，分别攻击贵族政治、中产阶级和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