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没有生命，但不能活掉尊严(3)

自始至终，弗朗索瓦从未寄出过霍夫曼的信，最后却向德国人寄出了举报信，这都是因为不甘屈辱的霍夫曼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主动走出地窖，在德军少校面前不卑不亢地坐下来。这意外反转的一幕，带给当事人和观众的冲击感，堪比《寄生虫》里那个神秘的男人，同时又承载着历史的悲壮和残酷——犹太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但他们还有尊严，还有钻石般的道德感留存于世。这是整部影片最具象征意义的高潮。相比之下，最后一个反转，弗朗索瓦冒充霍夫曼去卖画的操作，虽然呼应了之前的身份互换，但在节奏上却显得仓促，更多是为满足一种朴素的民间情感——好人有好报，投靠德国佬的人，没有好下场。
在两位演技派老戏骨面前，莎拉·纪欧多反而是全片最具弧光、让人越看越爱的“宝藏角色”。就像电影海报里的布局，站在后景，位于奥特伊和勒卢什之间的纪欧多，一开始似乎只是个不重要的“工具人”，其饰演的布朗什是那么纤弱——在洗衣房打工的她，连日常说话都是怯怯的，完全就是那种跟着丈夫来巴黎落脚的外省女人。但布朗什拥有最可贵的道德观和同情心，明白不劳而获的幸运“像战争一样不能长久”。尤其是看到曾经深爱的丈夫，在虚荣和占有欲下变得如此卑劣、丑恶时，她毅然选择了正义的一边。这份深明大义的勇气和胆识，比《最后一班地铁》里的德纳芙更令人肃然起敬。从拒绝德国人到拒绝丈夫，电影中的布朗什看似温柔顺从，却能在关键时刻摆脱社会属性和家庭属性，追求自己的独立意识，跳出“男性纽带”的功能。这在那个年代的女性之中，实在是值得钦佩的。
文|董铭 编辑|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