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贾大山小说的《村戏》，用最不商业的方式讲述一出“花生惨剧”(3)

《村戏》做的就是打捞那些沉没深海的冰层，在原著基础上进行延伸式改编，线索散落在小说的各个角落，改编难度不亚于原创。电影里的人物在小说里能找到影子的重叠，有重新整合和拆分，故事几乎是全新的故事；它的生态、乡村生活的社会结构，日常生活的情状，那些最朴素最生动的东西都和小说如出一辙，郑大圣说：“剧本创编比例很大，但是越是这样，越说明还是原著好，他勾画出来的文学原生世界足够丰厚，才能够支持我们走了这么远。”
《村戏》中最重要的戏剧内核来自于小说《花生》：七十年代，村里的生产队长恪守职责搜查每一个从花生地里出来的社员，当他发现他八岁的女儿偷吃花生时，一个耳光打了过去。花生卡在女儿气管里，女儿死了。《村戏》的主人公王奎生（奎疯子）原型就是小说中的生产队长，他失手打死“偷盗公粮”的女儿，被树立为“大义灭亲”的先进模范，他慷慨激昂的演讲为整个村子的人挣得了一整年的救济粮，然后他疯了。之后，全村人对他们一家人避之不及， “包产到户”的新政开始，每个人都想占有疯子一家的九亩花生地，他们再一次把即将恢复神智的王奎生逼疯，最后送进了精神病院——王奎生为了村子牺牲了两次，这是一出被新旧两个时代都背弃的小人物的惨剧。
奎疯子将花生视若珍宝，村子里的每个人都对花生有着强烈的执念，花生就像是他们的图腾。郑大圣不止一次听到人们问他，为什么是花生，而不是其他看上去更稀罕的作物。
“花生金贵，因为它产油，油在当时是战备资源，供给匮乏。”演员们诉郑大圣，他们小时候每家每户逢年过节，生产队才会按人头打上几两油。直到今天，剧组在河北井陉的村子里前后待了两个月，院子里大锅做饭，炒菜的味道传出去，炊烟里冒着肉香，左邻右舍还是会探头探脑，说他们“天天过年”。所谓“过年”，不过是从菜市场买一些最肥的白肉片子吃，好让那些扛道具的工作人员不至于瘫软，可见当地的经济水平依然是落后的。
“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电影的海报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在构思故事大纲时候，郑大圣把自己代入每个人的立场，他发现他和剧中人的选择竟然一样。“我们总是要求别人做圣贤。我们不能站在城市居民的立场上，说这是小民意识，在乡村生活，那几亩地，前山还是后山，那都是生命保障。有什么东西能够经得起生存资源的考验？那些高级的概念在生存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换成剧中人的处境，只能这么做，也只会这么做。”郑大圣认为，同样的处境，人群当中的相互博弈都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资源，这样的运行，可以依托在一个乡间的舞台，可以依托在四十年前的时代，也可以依托在外滩边上的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