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性侵案律师的自白：这些事，我必须说｜百家故事(3)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方面，对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同办案人员的认识和处理都不一样。另一方面，性骚扰作为民事或治安案件，强制猥亵罪作为刑事案件，二者的证明标准应当是有区别的，前者要明显低于后者。

电影《难以置信》截图
其次，受害者发现即便打赢官司，她的名誉可能全毁了。
这时候二次伤害一起来临，这种伤害可能来自媒体，网络围观者，亲戚、邻居、同事、朋友，甚至是亲生父母，觉得被害女性是在给家族抹黑，丢脸丢到网络上去了。
社会大众在围观类似性别暴力案件时，也常出现“荡妇羞辱”或者“完美受害者”的类似论调。

“嫖宿幼女罪”专题研讨会
当通过重重阻碍，案件胜诉，要让被害人获得足够的赔偿也很难。
2010年，我们所代理的深圳三木集团总裁强奸女员工的案件，法院终审以强奸罪判处宋山木有期徒刑4年，但受害人最后获得的附带民事赔偿，只有4000多元。
目前法律对刑事被害人的赔偿诉求一般只支持直接物质损失，而对精神损害赔偿则是不予受理，而性侵类案件，被害人能有证据证明的类似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直接物质损失一般都比较少，但遭受的精神损害却是显而易见，甚至可能是终身的。
很多时候，法院最终只判决酌情支持被害人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的物质损失，也有以被害人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为由一分钱不支持的，这实在令人可悲可叹。
也就是说，在处于不对等关系下的性骚扰或性侵犯，受害人勇敢拿起法律武器维权，通常情况下都是在独自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