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买卖和竞争等经济自由范畴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对资本、贸易、竞争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揭示，指出如果借助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和“私有财产的概念”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就会发现“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这一发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重要理论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买卖和竞争等经济自由范畴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一、 异化的“占有”：私有制批判的初始论域
显然，资本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的逻辑起点就是积累起来的货币，货币的积累源于“占有”的事实。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剩余价值得以顺利实现的起点。根据马克思的理解，如果把自由竞争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展开，那么资本积累就是自由竞争的起点。在一个由私有制主导的社会中，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是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前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财产权最初是通过占有、掠夺和攫取而获得的，这一事实决定了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性质。对于斯密和休谟等人从不同路径出发论证和维护私有财产权的态度，马克思的评价是：“占有”作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是无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社会的法律规定赋予了实际“占有”以合法性，才使其具有了私有财产的性质。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着经济自由的性质，法律对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规定使经济自由从表面上看来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