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的畸形人产业——《健听女孩》前的漫长世纪(7)

” 赫伯特对此种呈现进一步补充：“如果看历史数据的话，我们会发现电影中的黑人男性残障比例非常高。我觉得这是某种让美国观众能更加共情、代入角色的尝试。”残障设定就是某种掩藏甚至“阉割”这些黑人角色力量的方法。
赫伯特所说的“残障阉割”设定，集大成人物便是《绿里奇迹（the green mile）》（1999）中的具有认知障碍的黑人大个子约翰·考夫利。他据说杀死了两名幼女，但在狱监看来，他却像孩子一般温厚害羞，甚至如同天使那样具有治疗的力量。而比《绿里奇迹》早近四十年的《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中，黑人罗宾逊在法庭上表明自己不可能犯下强奸案的证据亦是残障：他的左手在12岁因为轧棉机受伤后就无法再抬起了。罗宾逊这种无法伪装的身体损伤让代表正义的白人律师主角认定其无辜，可以从作为整体被默认有罪有害的黑人中解救出来。
残障权利倡导者坎迪斯·科尔曼（Candace Coleman）认为，“拯救”叙事忽略的现实是社会边缘者彼此支持和自救的过程：“因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充满了针对不同人群的障碍和裂缝，而所谓的无障碍也更多是能够为其付费的人才能感受到的，所以你很难看见残障者的“多元”。当电影中表现一个孤立的黑人被白人拯救时，我觉得这触及到了社会障碍和裂缝的问题。但同时，我觉得这种拯救想象并没有正视残障者之间的社群和互相支持。我们可以建立集体，我们可以自救。 ”
然而，大部分非残障者对残障社群所建立的唯一印象就是这些孤独又绝望的影像呈现了，因此这些影像就变成了制造真相的媒体事件。作为残障者，科尔曼和其他倡导者则希望看到更多：“我因为是维奥拉·戴维斯和丹泽尔·华盛顿的粉丝而去影院看了《藩篱（Fences）》（2016），但在这过程中我的注意力逐渐被吸引到配角加布列尔身上。他是主角具有认知障碍的兄弟。剧情交代了加布列尔一度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境况，也展示了他曾经被困在精神病院的片段。然而，在此之外，电影没有提供其他信息——他是因为战争而受到创伤的吗？他在乎什么？他想要成立自己的家庭吗？我们获得的仅仅是所有关于残障既存的印象——"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他们被病院囚禁，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没有房子住，所以我们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我对电影的这部分缺失非常失望。”
残障的未来：治愈还是死亡
残障学者艾莉森·卡福尔在《女性主义、酷儿、瘸子（Feminist, Queer, Crip）》中提出，美国社会关于未来的想象里往往没有残障者的位置，因为优生学、医学、技术乌托邦主义都在用美好而不现实的承诺试图消灭受损的身体。好莱坞电影则顽固地通过声光影的形式承袭了这些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