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庚子年，西方人亲历的中华至暗时刻(5)

1900年6月19日，清政府决定宣战
“6月19日。占领大沽炮台的消息激怒了大清朝廷。在一个辩论激烈的会议之后，总理衙门受命向驻华各国公使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这让人十分震惊，使馆区没有人料到这一点，也没有人知道天津被围困和大沽炮台被占领。”
“下午，12个红色的大信封分别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使送交11国公使和帝国海关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信里是最后通牒。12封信都清楚地标明了时限：下午4点。至第二天的同一时间，使馆人员必须撤离，他们所有的客人都将撤往天津。最后的通牒行文简洁，提到了联军的最后通牒和对炮台的占领：‘惊悉炮台被占，此实为西洋各国蓄意破坏和平，与我大清为敌。义和团扰乱京师，百姓骚动不安。各位阁下、家人与使馆安全堪虑，大清朝廷处境困难，难以提供有效保护。鉴此，本衙门特恭请阁下即日作速离京，由使馆卫队护卫前往天津，以免不虞之灾，使馆卫队须予有效之约束。’一切都必须在朝廷卫兵的护送下进行。”
“各国公使在西班牙使馆召开紧急会议，因为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是使团长。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谴责军人的愚蠢行动。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的决定应该由外交官作出，而不是军人。”“拉吉侯爵的建议被采纳了，被认为是最妥善的方案。‘会议根据我的建议决定作出以下答复：一俟西摩尔司令抵京，我们将立即撤出，若朝廷提供便利，彼等可于两日内抵达京师。答复还表示，因无法找到足够的交通工具，难以在24小时内撤离。在法国公使的坚持下，有关大沽炮台之要求，殊难理解。’”“这是意大利公使的证词——是研究义和团运动和使馆被围攻事件的历史学家们迄今从未提到过的。”（[意]马达罗《1900年的北京》）
“6月16日起，慈禧太后连续四天举行御前会议。19日下午三点，慈禧出乎人们意外地决定对各国宣战。”“参加御前会议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记录了当时决定：太后随宣谕：‘倾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君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唯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为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中]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