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主义｜智利：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1947年，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与一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成立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当时政府应该放任企业统治世界的想法还不被多数人接受。1929年市场崩盘及大萧条的记忆犹新——许多人毕生积蓄一夕间化为乌有、自杀、施粥所、处处可见的难民。市场创造的灾难规模之大，导致迫切需要政府大举干预。大萧条并未宣告资本主义死亡，但就像几年前凯恩斯预测的，它宣告了“放任主义的终结”——结束了让市场规范自己的时代。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是一段政府大举干涉的年代：新政的锐意改革之后是全国积极备战，新的社会计划纷纷推出，以创造迫切需要的就业，避免更多人转向激进的左派。在这个时代，左派与右派的妥协不再是肮脏事，而是许多人眼中的高贵行为，就像凯恩斯1933年写信给小罗斯福总统说的，这是“正统与革命”被摆到一边，任它们“自己去争吵”的时代。
在美国传承凯恩斯学说的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描述当时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躲过萧条和避免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对贫穷宣战的急迫感。纳粹主义在德国生根时正值德国处于民生凋敝中，原因是第一次大战后施加的惩罚性战败国赔偿条款，1929年的崩盘更使情势恶化。凯恩斯之前就已警告，如果世界对德国的贫穷采取放任策略，反扑的力量将很猛烈：“我敢预测，复仇将既猛又迅速。”这些话在当时未受重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开始重建时，西方强国已纷纷接受，市场经济原则必须保证足够的基本尊严，以避免幻灭的人民再向往迷人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务实的态度创造了所有今日我们称为“正派”（decent）资本主义的东西——美国的社会安全计划、加拿大的公共医疗保险、英国的社会福利、法国与德国的劳工保障。
一种类似、但较激进的情绪则在发展中世界崛起，通常冠上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或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之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宣称，他们的国家只有追求对内导向的工业化策略，最终才能摆脱贫穷的循环，而不能依赖把自然资源出口到欧洲和北美，因为当时资源的价格正不断下跌。他们主张管制，甚至把石油、矿产和其他重要产业国有化，以便把相当比率的收入投入政府推动的发展计划。到1950年代，发展主义和富裕国家的凯恩斯学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创造出一连串足以夸耀世人的成功故事。发展主义最进步的实验室是人称南锥（Southern Cone）的拉丁美洲南端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部分地区。震中是设于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0年到1963年间由经济学家普雷比施（Raul Prebisch）担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