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主义｜智利：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2)

普雷比施教导一群经济学家发展主义理论，并派他们担任南美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顾问。像阿根廷的庇隆（Juan Peron）这类民族主义政治人物，都热烈推动他们的构想，投入大笔公共资金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给予国内企业大方的补贴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极高的关税阻挡外国进口产品。
凯恩斯针对放任主义的革命，让企业损失惨重，显然需要一个对抗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才能收复失土，需要一种恢复到甚至比大萧条前管制更少的资本主义。这不是华尔街本身可以带领的十字军——至少在当时的气氛下不可能。如果弗里德曼的好友、花旗银行总裁里斯顿（Walter Wriston）挺身而出，主张最低工资和企业税都应废除，势必引来强盗大亨的指控。这就是芝加哥学派上场的时候。当弗里德曼这位聪明的数学家和老练的辩论家提出相同的论述时，两人所展现的质感明显地截然不同。弗里德曼的主张可能被斥为谬误，但它们被灌注了科学的公正客观氛围。让企业观点借由学术或半学术机构渗透带来的庞大利益，不仅使芝加哥学派获得充沛的捐款，而且在很短的时间让右派智库建立起遍布全球的网络，用以安插和供养世界各地的反革命佣兵。
一切都归结到弗里德曼单纯的信息：新政一无是处。这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我的母国，误入歧途的原因”。为了导正政府的方向，弗里德曼在他第一本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奠立了日后全球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并在美国被新保守主义运动奉为经济圭臬。
第一，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利润累积的法律和规范。第二，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由追求获利的企业来经营。第三，政府应大幅缩减社会计划支出。在解除规范、私有化和紧缩支出的三部曲中，弗里德曼一一细述各种做法。如果必须课税，税率应该很低，且富人和穷人应该课以相同税率。企业应能把产品自由出售到世界任何地方，政府不应采取保护地方产业或地方所有权的作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不应该设定最低工资。对私有化，弗里德曼提议应包括医疗、邮政、教育、退休年金，甚至国家公园。换句话说，他脸不红、气不喘地呼吁推翻新政——一套在大萧条之后由国家、企业与劳工三方暂时达成休战，进而避免了平民暴动的政策。不管劳工争取到哪些保护，不管国家现在提供何种服务以缓冲市场的伤害，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都希望讨回来。
它要的还不只这些——它要征收劳工和政府在那几十年间积极建设的公共工程。弗里德曼呼吁政府出售的资产，是多年来投资公帑与技术的结果，没有这些投资，就无法创造出这些资产的价值。但弗里德曼关心的是，就原则来说，所有这些共享的财富都应转移到私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