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我们的故事｜2021年性别事件观察(5)

两项政策公布后，旋即引发各界热议。一方面，鼓励开放多胎及配套生育支持措施是各国提振生育率的基本解决思路，也是观念进步的体现。但就此前其他国家的实践而言，虽然有一定成效，但并未达到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例如，自2006年以来，韩国政府颁布的生育奖励政策多达100余项。其中包括修建免费托儿所、对养孩子的家庭直接提供补助、缩短工作时长、补贴企业给父亲发放带薪的“陪产假”、增加双职工中女性的福利、增加公租房供应、对买第一套住房的新婚夫妇的购房税减半等政策。但就今年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4，已经连续三年低于1，很可能成为第一个因为人口问题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为什么各国政府倾尽全力，以各种方式提振生育率，却依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未能解决致使生育意愿降低的根本原因。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布的《东亚各国的人口危机：年轻世代为何不愿生育 | 全球观察》一文中，作者援引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的观点指出：东亚社会的低生育率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最为显性的便是强大的家族主义和父权制延续了传统的性别分工。
更为直白的说法是，女性之所以不愿意生育，是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生育不友好”的社会。就当下的社会现实而言，女性一旦选择生育，便大概率面临着漫长的“母职惩罚”，这一惩罚不仅在于怀孕生产所带来的身心俱损，同时也在于育儿劳动的隐形、无偿，既缺乏支持，也缺乏应有的认可。对于职场妈妈而言，这是一种下班回家继续工作的“第二轮班”，对于全职妈妈来说，这是一种被剥夺了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无薪工作。而就当下绩效为天的职场环境来说，女性不仅在面试中就已遭受一轮育龄筛选，更可能因为生育而面临中断就业与职业发展遭遇停滞等问题。因此，无论是延长育儿假，还是鼓励多生孩子，重要的是改变结构性的生育歧视与性别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