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我们的故事｜2021年性别事件观察(6)

与此同时，每当讨论低生育率的解决方案时，社会上就有声音让女性回家，或者将其归咎于女性主义意识的发展。这无疑让更多职场女性感到胆寒。为平妇女支持热线负责人冯媛在接受播客“反向流行”的访问时指出，与这些声音相反，只有提升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权益保障，推动性别平等的议程，才是提振生育率的良方。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越是性别平等的国家，例如瑞典，它的生育率往往维持在1.5以上。提振生育率，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生育福利的完善，更需要一场性别观念的革新。

今年出版了一系列探讨女性育儿问题的作品。左起依次为《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初为人母》《最好的决定》。
除了低生育率问题，今年另一则有关生育的热点新闻便是年初的明星代孕争议。2021年打头，一则艺人郑爽海外代孕并疑似弃养的消息在微博炸开了锅。1月18日，郑爽前男友张恒在微博爆料，称自己滞留美国是因为“必须照顾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随后，张恒好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郑爽拒绝配合法律程序，使得两个孩子无法回国，此前在代孕妈妈怀孕七个月时，郑爽就因和张恒分手而希望放弃两个孩子。
由于存在医学、法律、伦理等多方面争议，代孕在我国是被明确禁止的。此次“吃瓜”事件，让针对商业代孕的伦理争议与法律争议重新浮出水面。事实上，早在2015年，代孕就曾引发社会热议。2015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除了确定“二孩”政策外，草案删除了“禁止代孕”条款。消息一出，引发社会各界的大量争论。有支持者认为，“代孕可以解决女方子宫异常引起的不育问题，任何一项生物医学技术应用于人，首先要考虑实施后的风险-受益比是否可接受”。有反对者认为，代孕是一种“母职交易”，是对女性身体与情感的剥削。在现有的代孕市场中，这种剥削通常伴随着来自阶级、父权和市场的多重压迫。
郑爽张恒代孕事件除了延续商业代孕在道德伦理困境方面的争议，也因触目惊心的“弃养”二字引发更大范围的众怒。《郑爽“代孕弃养”背后：对于孩子和女性来说，代孕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文指出，在代孕体系下，婴儿从生命沦为“商品”，可被明码标价、可被挑挑拣拣，甚至可被“无理由退货”。这也使得这些孩子尚未出生之时，就可能陷入“囤积”、“退单”或“抛弃”的风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