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法国的文物是如何“逃亡”的？(7)

紫禁城里的云谲波诡
在东亚战场上，紫禁城似乎是平行时空中的卢浮宫。
与日军周旋的中国文化机构也在寻找救亡图存之道，只不过关卡的难度好像选了地狱等级。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就面临急需转移文物的窘况。
故宫博物院的两届院长，易培基和马衡四处奔走筹措事宜。
迁还是不迁？迁多少？如何迁？迁去哪？一系列问题和鼎沸的舆论使得转移工作举步维艰，文物专家们大概只想点一首《敢问路在何方》。

故宫门前的文物箱
故宫由于自身巨量的文物藏品，光挑拣打包文物就花了半年时间。
与法国卢浮宫有撤离训练和经验的情况不同，中国博物馆事业方兴未艾，连一众专业人士对打包装箱也是手足无措。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专家们不断尝试，“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最终在1933年2月，日军3天攻破山海关后， 13427箱文物开始了它们的漂泊之旅。
至此，故宫文物踏上了五次南迁、三次西迁，最后部分迁台的旅程。

故宫文物迁移路线图（《上新了故宫》）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这16年间每一次移动、晾晒、保存都有严密的组织和详细的记录。
每个箱子都有编号，每一件文物都会落实到人，可以说在这躲避战火的十几年里，故宫人与故宫文物已经融为一体，甚至比生命还重要。
第一任台北故宫院长庄尚严的儿子庄灵说：“那时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