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慧怡：西方文学中的“玫瑰”意象，是诗人们长久的秘密(13)

诗歌作为一种秘教的入会仪式—对诗性语言的领悟作为一种窥见真理的资格筛选—在本诗中还有更加具体的所指，也就是与“十字架玫瑰”有直接渊源的17世纪玄学运动“蔷薇十字会”Rosicrucianism（或译“玫瑰十字会”）。其创立人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Christian Rosencreuz的名字（当然并非本名）直译就是“基督·蔷薇十字”。罗森克鲁兹相信自己是从坟墓中复活的拉撒路再世，其标志性文书《蔷薇十字宣言》Rosicrucian Manifestos亦声称该会“建立于古老过往的玄奥真理之上”，致力于揭示“不对普通人显露的，关于自然界、宇宙和精神领域的洞见”。糅合了卡巴拉神秘主义和基督教核心意象的蔷薇十字会对后世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甚至在以理性著称的18世纪仍被称作“蔷薇十字启蒙运动”。
而对各种玄学理论终生保持兴趣、自己是“金色黎明”Golden Dawn等玄学组织高等会员的叶芝本人，更是多年研习蔷薇十字会教义，其中就包括这一条：可感知的物理世界是从精神世界弥散emanation出来的一系列世界中最低级的，但它与精神实相之间仍有阶梯相连。叶芝留下的笔记显示（今藏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地下室），他在最沉迷蔷薇十字会教义的同时又在研究印度哲学，并将后者理解为“大体认为尘世或曰色相都是虚幻的”。在《致时间十字架之上的玫瑰》中，我们可以看见叶芝对两种理解世界的不同模式的消化和整饬：“蔷薇十字会模式”具有强烈的泛灵论倾向，相信真理以自然界万物的面貌无处不在地呈现；“印度教模式”则认为至高的真理是没有图像的—前者使得诗歌中的象征主义成为可能，后者则提醒读者逃离的必要性—于看似矛盾的思维模式中发现共生的可能，也是叶芝在本诗乃至整部《玫瑰集》中致力于完成的一件事。
《致时间十字架之上的玫瑰》是一首在批评史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杰作，其中的玫瑰意象不仅体现他对蔷薇十字会等玄学思潮的探索和反省，也在词语的花瓣中舒卷着诗人对终生挚爱莫德·冈Maud Gonne的呼唤、对故乡复杂而深重的感情，以及渴望定义爱尔兰民族精神的文学野心。“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切时日的悲伤玫瑰！”—本诗中的玫瑰不仅将所有的美综合于一个意象，成为“永恒不朽的美”的化身，更几乎成为一切崇高和值得渴望之事的符号，一个所有的上升之力汇聚的轴心，一种“象征学的象征”。一如叶芝在1925年的笔记中所言：“《玫瑰集》中被象征的品质与雪莱的智性之美不同……我想象它（玫瑰）与人类共同受苦，而不是某种从远处被追求和眺望的东西。”《致时间十字架之上的玫瑰》开篇的《玫瑰集》中，玫瑰与十字架彼此消弭为一种无限的暗示性，阴阳相糅，元素交融，易朽的玫瑰经由“十字架化”而超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