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把历史讲给你听(2)

历史题材的影片尤其是讲述中国近代史的影片，必然会涉及到在中国近代发生的一系列沉重的事件，影片选择的历史片断是1919年在一战结束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这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件事，中国由此爆发“五四运动”。而至此，中国结束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事件。但是在宏大的历史背后，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英雄人物的作用绝不可忽视，当然这和马克思的群众史观并不冲突。影片《我的1919》就是讲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卓越的外交官，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作为有留学背景的中国青年，在参加巴黎和会时响亮的发出中国声音，把无外交的中国带上国际舞台，克里孟梭称他是一个真正剪掉辫子的中国人，顾维钧的与众不同在影片中通过多数细节的铺陈表现出来。
首先是外在方面，顾维钧对服装极为考究。中国代表团的五位成员，只有顾维钧在整个谈判开始之前到最后拒绝签字走出会场的整个过程中是着西装，在开始之前，中国代表会长要求着汉装，但是顾维钧却是非常严肃整齐的西装。对于服装的讲究也体现在顾维钧的外交形式上，在第一次关于增加座席的谈判中，克里孟梭穿击剑运动的服装会见顾维钧和中国代表团总长，顾维钧巧妙地提出“总理阁下，我们有时间等您”，克里孟梭称顾维钧是一个挑剔的中国外交官。

其次体现在顾维钧十分先进的外交理念以及外交手段。在和日方就山东问题谈判时，日方指出“山东问题，早已在合约里写的非常清楚，无需再谈。此外，而且中国作为战胜国来参加巴黎和会，但是中国一战中却没有出动一兵一卒，算不上战胜国”，面对日方极其不友好的挑衅，顾维钧巧妙地借助日方代表丢失的怀表指出“日本侵占中国山东根本就是盗窃”，在对日方发起第一轮攻击后，顾维钧随后拿出照片，照片内容是在西方各个国家的华人墓地，以此证明中国在一战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来驳斥日方代表的“中国没有参战论”。可以说，关于山东问题，顾维钧始终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日方代表主动约见顾维钧时，提出可以不占领山东但是要保证日方在山东的一切特权，针对此论调，顾维钧又十分尖锐的指出，日方此举相当于“你捡了一个钱包把钱都拿走把钱包归还给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