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18)

《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美]艾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4月。
另一个重要而讽刺的事实是，经由美国为中介的法国理论的全球传播，令批判理论由学院而社会达成了某种资本主义，乃至现代性神话的大揭秘效果。类似批判与揭秘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了公众认知——在民主、自由、博爱的旗帜背后，隐藏着权力、阶级、剥削、压迫、歧视和偏见的政治运作。
然而，与之共生，或者说后冷战的荒诞逻辑变奏之一，是我喜欢的一个网络上的学院新词：理论“逆练”。即，批判理论所揭示的潜藏的统治逻辑间或成为自觉的组织实践。换个说法，当真小人的隐藏逻辑大白于天下，昔日伪君子的策略甚至不再必需。至此，批判的揭示，可能收到“so what/又怎么样呢”的回应，因为获知不再意味着改变。一则后革命时代的特征之一，正是犬儒与倦怠——变革世界的热情与动力的耗竭。二则是反抗与另类政治空间的封闭，批判的揭露与真相的获知间或再度成为清醒的隐痛。
但是，对于我们，批判依旧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随着全球危机的加重，这种批判仍然可以构成某种文化战场，但却不是充分有效的与足够的。满足于此，便可能再度成就一份学院游戏，满足某种道德自恋。
同时，一个持续而基本的问题：你们明确表达了你们拒绝的和反对的，那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所向往和渴望的是什么？我们是否仍只能在现代主义的图示内往复、徘徊？这也伴随着我个人的持续焦虑——为什么当我们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向往之时，会如此困难、乃至失语？——因为我们仍然直接地背负着20世纪的“大失败”。
也许有夸张之嫌，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对三四百年以来的世界乌托邦想象和建构的实验与实践。而其失败也意味着乌托邦构想的失败。未来愿景、另类社会结构的构想，无疑是某种乌托邦书写；那么，今天我们仍可以言说乌托邦吗？可以说，在今天的世界语境中，乌托邦如果不是一个脏字，遭到深刻的污名化，至少也成了笑柄。然而，正面笃定地说出我们所想所愿所欲的未来却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必需。
重新言说我们的乌托邦构想，同时意味着对我们必然背负的20世纪历史债务的直面和清理。相对可想可望的未来，20世纪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直接和巨大的遗产价值，但迄今为止历史遗产的继承和再启动却仍被沉重的历史债务所阻隔。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以债务和遗产为开篇。我认同于他的表述：每一个遗产继承者的第一责任就是债务清理。我以为这是左翼思想者必要和急迫的工作。为了启动历史的遗产，我们需要的不是历史的辩护，而是历史债务的清理。不然，我们会将20世纪的历史拱手出让给那些赢家，听任它们借此来审判失败者，进而抹除、葬埋20世纪丰富的精神与实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