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因病去世，临终前留下四字遗言，让人泪目(2)

核辐射和癌细胞两下夹攻，邓稼先的病不好办。
手术后，医生在邓稼先下腹部的左侧做了一个人造肛门。
对此，邓稼先很不喜欢，但他毫无办法，这是他为了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妥协之举。
手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卧，但他不安心，有好几个挂在心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因此病房成了他的办公室，有时同事们来探望他，这里都不像一个病房，而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
医生护士都不让他工作，他就把要来了大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的杂志以及资料和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以免被医生护士发现。

手术完邓稼先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化疗，但化疗之后，效果并不是多好，因为他的白血球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必须中断治疗。
这时候，医生同意邓稼先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他知道让他回家的原因，估计自己的生命期限大概只有几个月了。
这时，他的脑子反而更加清醒有条理起来。他要抢时间，把几件必须做的事情尽快做完。
邓稼先作为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最关心的就是这一事业的发展。
他请于敏同志来，谈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设想，要和于敏等人一块研究起草一份给中央的建议书。
邓稼先感到核武器同别的尖端科学一样，世界各大国都在全力以赴地向前迅跑。
他抓住回家养病的机会，集中全力来干这件事。
同时，他也关心着九院的工作。
1986年初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到家里谈工作。
这位同志下了公共汽车，发现邓稼先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
他刚从城里的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
晚期癌症患者，身上挂着一个引流瓶，作为二机部九院院长、62岁的老人、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从哪一方面说，他都可以要一辆车出去。
可他居然从公共汽车上挤下来了。
对于这一点，有很多人并不很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