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捕入狱在牢房中死去，他拍摄的电影成为法国影史第一部禁片(7)

成为法国电影审查史上第一部被封禁的影片，与首映后极度两极分化的口碑，这两者都让后来影迷对《操行零分》的观感变得坚硬，它也就自然地被更多评论解读为一部叛逆的电影。
诚然，影片的反叛特征是明显的，维果在表达这种反叛情绪时使用了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派艺术家常用的丰富象征系统，不同的意象以不同的方式交错展现在影片中。
比如校庆日庆典上来宾身后的一排面目僵硬的假人，直斥这些名流背后僵死的保守主义价值；而时间相近的另一场戏，孩子们在宿舍把学监绑在床上，将床竖起来，把游行时用的十字架两端挂上灯笼立在学监胸前，通过戏仿司法女神的天平，讽刺当时昏沉暗昧、浑噩无知的第三帝国公权力。

但冷峻深沉的质疑和解构其实并非本片的本色，也不是维果的所长。这一点在一年后他诗意盎然的遗作《亚特兰大号》（L’Atalante）中更显著与完整地展现了出来。
后者是维果生涯唯一一部长片，浪漫、温柔、缠绵而又清丽，被包括英国《视与听》杂志在内的多方评论为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及影史最佳作品之一。
《操行零分》中的复杂性与诗意，相对地，在1945年解禁重新发行之后，虽然零星地被陈述但始终没有被充分关注。特吕弗认为《操行零分》是比《亚特兰大号》更珍贵的作品，因为它“将我们带回了短裤、学校、黑板、假期与我们生命的初始”，联结起了一种“自传式的、个人化甚至私密的审美情绪”。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描述与特吕弗自己的名作《四百击》的关系。《操行零分》的这种魅力被维果的传记作者保罗·戈麦斯（P.E.S.Gomes）归因于他对“关于成人世界中孩童易受伤害地位的一切事实的极度敏感”，以及“他对儿童及他们的感受的尊重”。
我想这一点是这部摄制于有声片初期，各技术环节都难免粗糙的中长片对当代观影的影迷来说最值得体会与深思的地方。正如之前提及的，“青春期叛逆”的一套未见得有足够坚实度的心理学话术实际上并没有让我们更了解十岁至二十岁之间的青少年，反而建立起了一道将双方相互隔绝的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