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O后的少年往事(2)

按照妈妈的吩咐，我把收拾干净的野菜装了一小筐，送给一个我称之为赵姥的人。赵姥赵姥爷是“下放户”，沈阳人，无儿无女。他们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又不会操持乡村的活儿，于是便想在村上找个依靠。顺理成章的，我的父母成了他们的目标。软磨硬泡一年之后，母亲成了他们的干女儿。很自然的，哥哥砍的柴，我采的野菜，都有了他们的份儿。大叶芹，红毛广，山葫萝卜秧……我一样一样往筐外拿，无意间抬头，发现厨房北侧灶台上忙着什么活儿的任姓老太太正偷眼瞄着我手上的野菜，目光里有“喜欢而不可得”，也有“躲闪回避”。我心一紧。我知道，那是羡慕，那是一种夹杂着悲哀的羡慕。她和她的丈夫也是一对孤寡老人。她丈夫在日伪时期给日本人当翻译，解放后住了几年监狱，出狱后选择这个远离他家乡的村子落了户，是村上的“四类分子”。据说这老太太是地主的女儿，曾拿出压在箱底的照片让邻居看，有人说照片上的她很漂亮，卷发披肩，黑大衣，皮鞋。
但现实里的她已经疯疯傻傻，破破旧旧的了。上山采野菜这等事儿，她与赵姥一样，既不认识菜，又不熟悉路，哪山哪沟有哪种菜一无所知。身份不好，只与相同处境的三户人家有交往，所以不会有任何人把自己辛苦采来的野菜送给她。第二天上山，我挎上了家里最大的一只筐，那是大人上山才用的筐，对野菜也不再挑挑拣拣，满满的一大筐扛了回来。“怎么什么都有，这样的就不要采了。”母亲边帮我收拾边说，我趁机试探着说出分一点儿给任老太太的想法，“她的眼神挺可怜的”。收拾妥当，我挎着两个小筐，穿过各种树枝栅成的两道篱笆墙中间的窄窄的小路，走进那四个老人居住的两间低矮草房。那一年，我十二岁。

放学后，我们几个同学上山拣核桃。树林里钻来钻去，目光全在地面的落叶上、青草边、石缝里。跨过一个小沟 ，走到一小块稍平整的慢坡上，突然两个圆润的黄色山梨出现在眼前。它俩相距两尺多远，安静地躺在有些黄了的草上。惊喜。我捡了起来。怎么会有梨呢？我抬头向上望：一棵梨树，尚未长开，枝桠小而密。山里人都懂：这是一棵刚刚长成初始有果的树，所以“只结两个”。我在周围努力搜寻，找到了两片手掌大小的树叶，将它们平平地放在筐里的核桃上，然后把那两个嫩黄嫩黄熟得很透的山梨放在树叶上。上山下山，过沟爬坡，我都小心地呵护这两个宝贝，千万别让它们滑出树叶滚落到核桃上，树上刚刚下来的新核桃表皮有毒。回到家，我很兴奋地把一个给了最小的弟弟，一个给了母亲。那一年，我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