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鸿电影系列，俨然成为了创作者所希冀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件(6)

二十世纪末，不论从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上来说，香港事实上都已经不再是英国的领地：中资企业完全取代了大英洋行的地位、香港最著名的社会团体由香港俱乐部改成了香港中国会，即使是作为境外投资者，英国的地位也被美国和日本取代。
对于英国来说，如十九世纪一般将香港作为重要的可受控制的战略或商业资产的时代早已过去，继续在政治上拥有香港不仅要付出巨大代价，且并不会在经济上得到多大好处，

此时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开展贸易和保持良好关系显然比继续鸡肋地在名义上享有一个岛屿的主权更具吸引力，谨慎的香港政治家和敏感的香港商人充分意识到英国这种不体面但务实的态度，
他们的忧虑随着“97时代”的临近而日益加深，担心与中国政体并不相同、经济发展并非同一路线的香港会在中国的统治下前途莫测，尽管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但很难保证不会被强硬派所取代，而政治上的强硬管制很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动荡，

这是香港难以承受的，1990年英国的保守党政府甚至应香港民众申请为港民发放了4万英国护照以备必要时的“逃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十年代徐克的黄飞鸿电影中对社会政治与现实的关照更为强烈，黄飞鸿要拯救的社区也从一个佛山小镇变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社区变成了无序的、善恶等多种多重势力重合的场所，
它所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的内部的善恶交锋，而变成了大时代下中西方文明碰撞之下、清末改朝换代之时整个香港所面临的无所适从。
比如在其第一部黄飞鸿电影《壮志凌云》中，开头便是佛山闱市段落，如前文所述，茶楼上的《喜洋洋》与茶楼下的唱诗班都努力想用自己的声音压倒对方，结果一声嘹亮的汽笛中止了这场争斗。列孚解释这声汽笛昭示着强盛的西方已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