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我见证了国民党王牌旗舰“重庆号”的起义(2)

1949年2月,检修后的“重庆号”出海到吴淞口待命。当时“重庆号”军舰上有从英国训练回国的士兵三百余人。他们在英国受训时就受到歧视和欺侮；回国后,士兵生活十分艰苦,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许多失望、苦闷的士兵另谋了出路。在军官中,由于国民党海军一向存在着派系之争,舰长邓兆祥等人系福建马尾系海军人员,所以受到桂永清的排挤。桂派了他的亲信、海军青岛系的牟秉剑为副舰长,监视邓兆祥和全舰官兵,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让牟接替邓兆祥舰长的职务。
共产党地下组织抓住舰上人心涣散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培育和发展进步势力,成立了起义组织,定名为“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为了严守机密,大家分头活动,同部门或接近的人在舰上邮局、281雷达室、舰首电池房、冷冻房和“伙委会”等处碰头,研究起义计划,然后各组再派人去281雷达室交流情况,策划全舰行动。最初,拟定趁军舰夜间在海上航行时,打倒司令走廊的武装值更哨兵,夺取枪支,控制舰桥,强迫舰长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因为全舰处在航行状态,只要控制了舰桥迫令军舰转向即可,起义容易实现。

1949年2月17日,重庆舰经过高昌庙船坞维修后,驶至吴淞口锚地停泊,并补充了大批炮弹,装满了油、水、给养,准备了至江阴的海图,同时派来了两名江上领航人员,种种迹象表明军舰可能开往江阴阻止解放军渡江。时不我待,2月19日晚间,解委会部分同志于281雷达室碰头,认为拋锚状态发动起义更为合适。因为若重庆舰一旦开到长江里边,江窄掉头困难,起义会有更大的不便。若在吴淞口锚泊中起义,只要轮机部门能够把主机发动起来,驶出长江口较为容易,于是初步确定航行中起义改为锚泊中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