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纳粹女子集中营里的“兔子”们(5)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回到美国后，我花了三年多时间撰写这部小说，其间我又来到巴黎旅行，研究卡洛琳在那里留下的档案。那时我找了一位法国翻译，他给我读了卡洛琳的每一封信，其中大多都是她和安妮丝·波斯特尔·维奈的书信往来——她是卡洛琳慈善事业的搭档之一。我每天都乘地铁从南泰尔返回鲁特西亚酒店，而且我就住在一个曾经作为难民营幸存者医疗中心的房间里。
那年我还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待了一段时间。在华盛顿，我找到了关于卡洛琳的第三份档案，上面提到她不仅致力于帮助“兔子”，还与她的法国朋友共同组织了ADR，一个致力于援助集中营幸存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驱逐出境者的法国组织，该组织曾帮助追捕克劳斯·巴比（1942年11月到1944年8月间担任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设在里昂的安全警察局的头目，他以残酷著称，被称为“里昂屠夫”）。
我的写作目的是以小说的形式向读者揭示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历史，我希望他们能沉浸到“兔子”们的经历当中，让这个远离公众视野的故事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当我向人们讲述“兔子”的故事时，有很多人都想知道赫塔·奥本赫瑟尔后来怎样了。实际上，在纽伦堡审判中她和弗里茨·费舍尔都逃过了一死。她被处以二十年徒刑，但在五年后，于1952年偷偷获释。她的刑期是被美国政府调停而减免的，也许是政府迫于冷战压力而讨好德国人的举动。她出狱后以家庭医生的身份重新在德国北部的施托克塞行医。但后来，赫塔被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幸存者认出，卡洛琳和安妮丝与一批英国医生一起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吊销她的行医执照。
赫塔背后有着势力强大的朋友，但卡洛琳用她的文字游说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媒体。1960年，赫塔的执照被吊销，她永久地不允许行医。
在卡洛琳、诺曼·卡曾斯、希里格医生和本杰明·费伦兹律师的共同游说成功之后，1964年，西德政府终于同意给予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妇女赔偿。这是卡洛琳获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而且斗争过程尤为艰苦。只因为当时波兰处于苏联控制之下，德国人拒绝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卡洛琳一直和许多“兔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她经常在家中招待她们。在往返书信当中，她们称卡洛琳为“教母”。她自己也写道，她觉得她们就像自己的女儿。
而书中卡洛琳与保罗·若蒂尔的爱情故事则是虚构的。保罗是一个我想象出来的角色。我创造他是为了增加卡洛琳去法国的动机，以及为情节增添戏剧化转折。我想，她应该也不会因为我为她虚构了位英俊的伴侣而愤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