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之歌》，是怎样写成的？(4)

小说出版后产生了轰动性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读者郭开尖锐批评杨沫以同情的态度写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写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从而在《中国青年》《文艺报》《读书》等报刊引发关于《青春之歌》的大讨论。
1959年《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为这次讨论作了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
并指责武断粗暴的批评者：“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历史情况，而只是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物，这就会陷于反历史主义的错误”。
1959年下半年，杨沫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小说进行系统修改，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约8万字，增加、修改林道静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此后又对小说进行整体修改、调整，并于1960年正式推出《青春之歌》再版本。
杨沫曾说：“与其说《青春之歌》是我一个人写的，不如说它是集体智慧、集体力量的创造更合适，也不如说它是党的光辉历史的自身闪现更合适。”
也可以说，《青春之歌》的写作与反复修改的过程，是杨沫及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精神结构、理想信仰、痛苦欢乐与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相互契合、相互对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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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给杨沫写信：
“《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
小说也看到‘忘食’”
由于小说《青春之歌》产生轰动性影响，小说的电影改编问题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小说出版之前，杨沫的妹夫、导演蒋君超就开始着手电影剧本的改编，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青春之歌》列入拍摄计划，并选好了导演和演员。
由于周扬、陈荒煤等领导坚持由杨沫自己来改编、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上影厂改编和拍摄的请求被否定。
1959年初，在波及全国的《青春之歌》大讨论中，杨沫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邓拓、杨述等领导“一定要用最好的胶片，把《青春之歌》拍好”。
为了寻找饰演林道静的最佳人选，导演崔嵬在全国发起一场寻找“林道静”的活动，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