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展现青春中国形象的一张“名片”(6)

美国学者黄胄于1973年在英国出版的专著《共产主义中国的英雄与恶棍——中国当代小说对生活的反映》及1974年的文章《浩然——农民小说家》中，则把丁玲小说《莎菲女士日记》中体现出五四新文学先锋精神的莎菲看作是林道静的雏形，认为后者是“新城市女性”，“刚从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中得到自由，要求采用一种新鲜的、全新的刻画方式”。荷兰学者佛克马、法国学者保尔·巴迪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
林道静的爱情故事与事业追求对全世界的妇女解放之路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如果说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成长之路的青春历程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海外传播中尚处于隐而未发的阶段，时代环境决定着海外传播重点关注的是林道静的事业追求之路与她参加革命运动的人生轨迹；那么当这个主题与80年代后流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性别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结合，林道静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位勇敢追求女性身心解放与个人幸福的国际先驱者与开路人，且个人情爱成为推动她追求个人解放的一个重要动力，这也成为近几十年来海外流传最广的观点。如美国学者叶红玉在文章中称：“杨沫的《青春之歌》创造出两个美丽的女英雄林红和林道静。电影根据杨沫的流行小说改编，她非常明确地把林道静描写成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美国华人学者王斑在专著《崇高的历史形象》中对个人情爱与革命事业之间存在的隐秘复杂关系提出了看法：“《青春之歌》接近尾声时，林道静的爱情似乎得到了强化和扩展。在革命影片中最为感染人的景象莫过于和睦的家庭关系，亲密的同志友谊和手足之情，革命大集体节日般的欢乐。”
海外读者热切盼望《青春之歌》续篇：“我们希望不久林道静将以一个经过种种斗争考验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
日本女青年幸子和辉子在1961年给杨沫所写的信中，在结尾时提出希望能够尽快看到《青春之歌》第二部出版：“我们希望不久林道静将以一个经过种种斗争考验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海内外读者始终关心林道静在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之后的命运发展轨迹，所以《青春之歌》续篇的出版成为大家共同的心愿。
其实，《青春之歌》电影放映之后，杨沫在1960年左右就开始筹划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下部电影剧本，而且当时已经构思好部分故事情节。然而因为疾病折磨等多种原因并未完成这个剧本。这个想法持续多年，她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记中还再次表明决心要写出下半部小说。只是70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限制了她的创作，她此时创作出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另设男女主人公，而林道静与误传被杀害但实际上却被地下党救出的卢嘉川在本书结尾才偶然重逢。该书于1980年出版，但是杨沫对带有此前“三突出”创作理念等浓重时代痕迹的这本书并不满意，因此她又写了脱胎于此但几乎完全重写的个人第三部长篇小说《芳菲之歌》，于1986年出版，成为“青春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不过直到她在1989年写出“青春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英华之歌》，才真正接续上第一部中以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为主人公的故事，同时继承其中人物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形象较为饱满感人、故事情节曲折动人等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