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春风斗古城》：地下工作者的经典影像，堪称一部谍战大片(3)

“那时我正在严导手下拍《海鹰》，看到《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小说，我连夜看，爱不释手。几个女同志住一间屋，怕影响别人休息，我就到走廊上看，一直看到深夜。当时我想，这要是拍成电影就好了。”
促成八一厂正式决定改编拍摄《野火春风斗古城》，是1961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尊重文艺创作规律，鼓励创作出更受广大人民欢迎的作品，激发了电影创作探索创新热潮。经解放军总政治部协调，部队作家写部队作品自己拍摄，北影同意此片由八一厂拍摄。与会的八一厂厂长陈播指派同在会上的严寄洲牵头编导，而且商议借鉴左翼电影时期拍摄的《姊妹花》《生死同心》影片，分别由胡蝶、袁牧之一人演两个角色，金环、银环两个角色由同一演员饰演，严寄洲遂在先行执导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我是一个兵》中进行尝试，由张良一人主演孪生兄弟，影片完成后改名为《哥俩好》很受观众欢迎，为之积累了经验。
独辟蹊径改编
一年后，严寄洲拍完《哥俩好》，马上筹备《野火春风斗古城》，首先着手打造剧本。先前李英儒与李天自行改编的本子，仍保留固有框架，实为小说缩写，与电影容量及要求不甚适应，况且作者此后又听取多方意见，对原小说作了修改，除对偶然与巧合内容作了改正，还正面添加了一些情节，使地下斗争有了复线，有些不妥的爱情纠葛亦加以修订，主题更趋鲜明突出，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此番改编所依照的就是1962年出版的新修改本。
严寄洲偕李英儒、李天专程来到当时还是河北省会的保定，这里是故事的发生地，当年李英儒就在此做地下工作。他领着走访了自己亲身经历并写入小说的各个地点，如曾藏身的医院、经常出入的街道、接头吃包子的小铺等，让严寄洲等人有了深入体验和感性认识，随之在回忆与激情之中进入再创作。

◆严寄洲
要将一部长达34万字的长篇小说，压缩改编成一部仅有3万多字的电影剧本并非易事，经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从小说盘根错节的复杂情节中，抽出一条贯穿全局的红线，即为了有力配合根据地作战，杨晓冬和金环、银环等地下党员，展开了一场争取和瓦解伪治安军，特别是争取伪团长关敬陶率部起义的工作。以这条行动线为依据，串起小说中与此相关的主要人物与情节，按照电影艺术要求进行必要改动和加工，原著的精华部分不仅得以保留，而且予以最精彩、最鲜明、最有力，并且最合乎银幕适型、表演地再现。剧中围绕精心设置的主要矛盾：我方要争取和瓦解伪军，保卫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利益，并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敌方则是加强控制伪军，推行其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并力求限制和消灭我地下活动，双方之间展开一系列尖锐、复杂、曲折的斗争，通过一波三折的起伏情节和迴环相扣的激烈冲突，杨晓冬的坚毅干练，杨母、金环的义无反顾，银环的质朴聪慧，关敬陶的艰难反正，以及伪军司令高大成的凶横暴戾、日本顾问多田的阴险狡诈等，都得到生动、有力刻画，从而表明我党我军在抗战时期对伪军政策及策略的正确，体现地下斗争的艰苦性和复杂性，展示地下工作者机智灵活的斗争艺术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