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是在春天死去(4)

第二年的春天，似乎也是四月，我在北京突然接到了陈福民先生从上海打来的长途，他只说了四个字：河清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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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在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王润东干涩的声音。那时，他正在日本的福冈，而电话却是绕过美国打来的。他说，这样电话费便宜一些，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不真切，长吁短叹，很快就把我搅得心烦意乱。
他重复了曾与我谈起的一个个计划。比方说，他想去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别人无法找到他，而他却可以偷偷回来，躲在暗处，探访一下他的亲友。假如他高兴，也许还会突然现身，让我们大吃一惊。比如，他打算在五十岁时，去我的老家丹徒，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办一所小学，聊以终老。课余还可以开片荒地，种上几亩棉花。他说他喜欢闻棉铃的味道。春天就养养蜜蜂。
我说，计划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是你能够活到五十岁（现在，我有点后悔这么说），而且丹徒那个地方已经不那么清净了。几乎每个镇上都有了按摩院，从安徽、四川过来的歌舞女郎已经使我们家乡那些本分的庄稼人尝到了开放的滋味。再说，我们那里根本就没有棉花，更别提养蜂了。
“那我们就去西藏。去西藏总可以吧？”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基本上是这样。”我说。
的确，我不该那样轻率地说话。我应该能够想到，他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国际长途，不会仅仅是为了和我“随便聊聊”。
“好吧，再见。”
挂断电话之后，我的妻子一直忧心忡忡。她反复地追问我，她哥哥在电话中说了些什么，然后细细咀嚼着每一个字。慢慢地，她就琢磨出一点味道来了。
“这家伙一定是被什么念头缠上了。”她说。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喃喃自语，而我很快就睡着了。
差不多在同一个夜晚，王润东给远在加拿大的一位朋友打去了同样的电话。
我知道这件事，是在两个月之后，那时我和这位加拿大朋友正在五台山白雪皑皑的冰峰下穿越密林，希望为他找到一块理想的墓穴。
我与王润东相识已经十多年了。我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北京度过，见面的机会自然也不算少，可我们几乎从来就没有作过什么像样的交谈。那次电话是唯一的例外。
他学的专业是飞机制造，而我的专业却是文学。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也许就是对各自的专业感到了厌恶，而对对方的职业却充满了羡慕。就是说，我们属于那样的人，通过对别人生活的想象来构筑自己的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