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我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实现了我自己

邓晓芒：哲学与生命
记得2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一位老者听说我在读哲学方面的书，便告诫我：哲学书是要过了45岁以后才读的。
上星期，我正好过了45岁的生日，自己似乎也差不多要成为“老者”了。我现在也不光是读哲学书，而且还写哲学书给别人读，那读者，当然绝不限于45岁之上。
45岁，是人在生命中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生活渐渐失去了它的新奇和丰富，人们习惯了在“阴影的王国”中行走。为了“老”得更久一些，我也像公园里大清早那些老爷爷老太太们一样，开始练上了气功，与那个未经科学证实的“阴性物质世界”打交道。
虽说在我自己经营的思想园地中，仿佛还是一片阳光明媚，但近年来，我的确已有了一种像是沮丧、却又不完全是沮丧的情绪在滋长。
20世纪的中国哲学界，思潮起伏，风云汹涌，呈现出一派诱人的壮观。可是，当一个人真的要去探讨这种思想的“规律”时，便会发现在表面的热闹底下，其实还沉睡着一个幽静的、从未被触动过的海底世界，在这里，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发展”，只有一些或并列或交替的变幻不定的现象不时地浮现到表面上来。
西方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峙，德国古典哲学的凯旋行进，现代西方各派哲学长期激烈的交锋和论争，在中国旁观者看来直似天方夜谭。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厌恶的已不是某一哲学派别或学说，而是哲学本身；而这，才显露出了中国哲学的真正面目。
也许，中国人真的只配搞些“应用哲学”之类的玩意儿让人开心，大学里面的“广告哲学”、“技术哲学”之类的课程肯定会比其他哲学课吃香。想到黑格尔曾提到连英国人都有“按哲学配方制造”的皮鞋广告，我们也许还会有一种“无独有偶”的安慰，只是不能为此申请专利，又将带来一丝遗憾。
然而，在对这些哲学上“学有专长”之士敬而远之的同时，“哲学到底有什么用”的质问，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将我的一点点傲气打下去，总是正当我得意忘形、进入角色之际大煞风景。
两年前，当我写那部后来被人称为一枚“苦果”的40多万字的《思辨的张力》时，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是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话一说出口，心里就发虚。“改变”？你改变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