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珠江文化历史：潮州帮与客家帮(3)

…通常在暹罗修造，载重约二百九十至三百吨，由广东省东部的潮州人驾驶。这些帆船大部分归曼谷的华侨或暹罗的贵族所有。前者派遣自己的亲戚，常常是女婿，到船上做货物管理员；后者所派定的货物管理员，由其戚属们担保。”潮州帮商人有强烈的乡土观念，无论驾船人员还是管理人员，都任用潮州人，显然为适应海洋艰苦生活环境和在异地发展，要求潮州人具备坚强的内聚力，这在广东商帮中是很突出的文化素质。客家帮商人是指明潮州府和清嘉应直隶州属下的大埔、程乡（梅县）、平远、镇平（蕉岭）、长乐（五华）、兴宁等县的商人群体，其中又以大埔、程乡的商人居多。因这些地区操客家方言，故称之为客家帮商人。

与其他商帮人数据黄启臣《明清广东商人》以统计一样，客家帮商人数量也一样如此理，明清部分有姓名、籍贯，经商地点的客家帮有8家，人数当比广州帮、潮州帮少，而且形成时间较晚，主要是入清以后形成的。但客家帮一经形成就很活客家商状况。兴宁客家商则“多贵于豫章，……足迹几遍天下”。这是大端跃，“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易于川、广、湖湘间”。但客家商也像客家人一样，飘洋过海，从事商贸活动，范围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檀香山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光绪《嘉应州志·礼俗》说:“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鹜。”清末，仅梅县松口一堡在“南洋各埠谋生者不下数万人”。如梅县“李步南，字九。

自海禁大开，中外通商，步南即往南洋，致巨富”后来他还在当地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为乡人称赞。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人虽是山居族群，但也具海洋文化品格。广东地缘商人集团在外地经商，必须依靠会馆，以便联络乡情，互通信息团结互助，保护同乡利益，为同乡谋福祉等。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西、四川以及国内其他省区，广东会馆星罗棋布，对广东商业贸易作用匪浅。而在海外，广东会馆也不在少数。据统计，清代广东会馆以亚洲数量最多，但美洲广东会馆后来居上，在19世纪进入建馆高潮，在澳洲、欧洲及非洲广东会馆兴起于19世纪中叶以后，数量也较少，这都与这些地区开发先后、开发程度，以及华侨迁移等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