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逆风千里》：得到陶铸大力支持，被康生诬为大毒草受到批判(6)

影片遂返穗进行修改，经调整剧本、重新补拍、后期制作，至1964年4月结束。陶铸及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审看后表示基本满意，只提出战士纪鹏飞炸桥牺牲时，不要让指导员上桥抢救。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广州看后，认为影片没有政策性问题，可以送京复审。影片到京后，文化部领导请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会同审看，一致予以通过，交由电影局在全国发行。

◆《逆风千里》剧照：敌副师长装病耍赖被揭穿。
就在此时，惯于窥测风向搞政治投机的康生，利用毛泽东主席两次批示对文艺形势和文艺工作不符实际的错误估计和全面否定，依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新增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身份，与江青沆瀣一气、兴风作浪。他继1957年将探索反映现实生活影片“拔白旗”、1963年诬陷影片《红河激浪》“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又向电影界发难，气势汹汹地斥责《逆风千里》“片名就是反动的。什么叫逆风千里，这不是长敌人威风吗”，“这部影片是为国民党宣传的”，“它不是揭露反动派的丑恶面貌，而是宣扬国民党匪军官‘坚强不屈，积极斗争’，是歌颂敌军‘不惧困难，机智勇敢’的高贵品质”，恶狠狠地质问：“电影界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感情哪去了？”当即下令“停止发行彻底审查”，“并追查创作人员的历史及思想”，还打电话给在北京开会的陶铸，大兴问罪之师：
“《逆风千里》这片子是反动影片，为什么拍出这样的片子？”
陶铸当即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可以改一下！不必大改，只要把尾巴加一点，把俘虏押到目的地，他们认输就行了！”并针对康生意见向有关方面明确表态：“影片可以改一改发行”，“不要追查创作人员的思想”。
这一下触怒了康生，竟为之大发雷霆，在文化部电影局“可暂停发行，等修改后再发行”的报告上批示：“不是暂停发行，而应该是禁止发行”，“为什么写这个东西，根本不是什么真实不真实的问题，而是别有用心”，依然严令追查编导的政治历史，追究政治责任，并要珠影厂做出检讨。